从底层草根到中国作协会员的逆袭心路

　　谢飞鹏
　　我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和当时很多农村孩子相比，算是幸运的。爷爷和爹爹都曾教过书，家里多少有点文化氛围。爹爹还喜欢吟诗作对，在当地小有文名，我心中自小便埋下了文学的种子。
　　八个月的时候，跟了我的父亲（养父）。父亲视如己出，希望我能跳出“农”门，拼命送读。我向来顽皮贪玩，父亲不惜让我“留级”，成绩终于大有提升。后来即使家庭出了变故，也依然坚持要我读书。
　　我总算不负所望，初中毕业考上中师，成了村里第一个考出去的人。这恐怕是我早年唯一值得骄傲的事了，文学梦也就有了依托。我不由有些踌躇满志，那年雪夜，我浮想联翩，写了一首《雪夜咏梅》：
　　矫矫洁洁白里红，傲然独自皑原中。
　　何时一夜枝枝满，不傍东风向北风。
　　为了圆梦，我开始文学积累，并为未来定好规划。
　　当时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整天背诵古诗文，同学戏称我“老八股”。毕业后在母校小学任教，后来调到一所偏僻的深山中学。孤寂的夜晚，阅读写作几乎就是我的全部。到大学进修，因为痴迷看书，一向有些偏执的图书管理员都对我关爱有加。
　　一边阅读打牢基础，一边练笔提升自己，除了日记，每天坚持写点东西，同时尝试投稿。然而，现实很快便把我从梦想中拉出来。虽然不停地写、不停地投，但一篇篇都如石沉大海，杳无消息。写的东西都关在抽屉里，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翻出来自我欣赏。执着坚守，却看不到丝毫希望。心绪有如奔腾的浪花，在礁石上一次次撞得粉身碎骨，不免有些灰心丧气。一向自以为傲的我，逐渐认识到，自己依然是社会底层的一枚草根，不仅普通，而且卑微。想在文学方面有所作为，似乎太不现实。成家以后，有了孩子，与文学更是渐行渐远。不要说写作，阅读的时间也非常少。唯一不变的是，一直坚持写日记。不能圆梦文学，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弥补了。
　　然而，一旦放弃文学梦，心里便空荡荡的。生活目标何在？人生意义何在？眼前一片迷茫。为了迎合所谓的社会认可，甚至动起了考个一官半职或是做点小生意的想法。虽然付诸行动了，毕竟书生意气，我放不下身段，这两条路根本走不通。
　　就在这个时候，命运之神眷顾，结识了这辈子最重要的人——我的导师熊章喜先生。熊老师为人正直，经常在报刊发表作品，在当地颇有声望。看了我写的东西，他语重心长地说：“看你这个样子，官是当不了的。如今年纪不小了，不如跟我一起写写文章！”
　　熊老师的话如一声棒喝，使我猛然惊醒。突然发现，自己除了写点东西，其它的几乎什么都做不了。于是，我又重新拿起了笔。
　　写东西不难，难的是发表。熊老师把我介绍给了《乡音》杂志陈守兴总编。2009年6月，《乡音》第4期发表了我的习作《斑驳将军刀》。作品成了铅字，使我对文学重新燃起了激情。陈总编常这样说：“新人要多帮他发稿，他写起来才有劲头。”那时《乡音》每期都发我的稿子，我不断受到鼓舞。不仅是写作，在生活工作上，陈总编通过自己的人脉，给了我很大帮助。能走到今天，离不开他的大力扶助鼓励。
　　接着，熊老师又把我推荐给《长江周刊》《浔阳晚报》的编辑。2009年10月1日，《浔阳晚报》“国庆特刊”发了我的《我家第一个大学生》。虽然只是三四百字，却是我第一次在正规公开刊物发稿。10月30日，《长江周刊》发表了我的《茶籽沉沉压树弯》。接着，《九江日报》副刊也发表了我的稿子。十多年来，我在这三家报纸发稿估计有二三百篇。她们不仅是我发稿的主阵地，更是我成长的摇篮。
　　即使经常发表作品，生活压力依然如旧，甚至更重。不仅如此，我书生气太重，行事不会转弯，为此招来不少冷眼非议，甚至是排挤打压。想置身教坛与世无争，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有些事情根本没法躲开。我忽然觉得，换个环境可能会好些。
　　2010年8月，正好县私立宁达中学招收老师。中师毕业后，我一直在家乡任教。虽然有所不舍，还是决定报考。宁达中学因教改全国知名，中学董事长兼校长张项理先生不仅排除阻力接纳了我，后来离开时更是说：“我认识一些朋友，需要的时候可以帮你说说话。”对此我始终心怀感激。
　　成绩是私立中学的立身之本，在宁达的工作非常紧张。但我依然坚持写作，作品发表频率比原来更高，并不断突破。《浔阳晚报》2011年4月6日推出了我的个人专版《谢飞鹏的乡土作品》，第一次登上纯文学刊物《创作评谭》，第一次在省外杂志《阅读》发稿。
　　更为难得的是，在宁达中学遇到了知音华绍聪老师。华老师文学功底扎实，发表过不少文章。那时作品写好后便贴在博客，华老师从中看到了我的内心世界，经常留言评论，给予我极大的鼓励。不仅如此，他还极力推荐，为我创造条件。正如古人所云：“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考虑到宁达将要撤并，2012年6月底，我应聘到九江日报社做了三个月见习记者，后来调入县商务局，从事材料工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都是材料高手，他们手把手地教我，使我很快完成了角色转换。招商引资是地方“头号工程”，对材料要求非常高，行文要简洁、精准、严谨，还要从全县大局入手。我的眼界开阔了，思路拓展了，并慢慢改掉行文拖沓的毛病。商务局工作繁忙且没有规律，加班加点是常事。虽然辛苦，但收获很大。如果没有那段磨砺，我的思想认识可能还在原地踏步。
　　招商工作毕竟和我性格不符，2016年4月，我申请调入武宁报社，迎来一段非常快乐的日子。社长、总编及副总编坦诚宽容，从不摆领导架子，单位其乐融融。那几年是我发稿的高峰期，每年都在百篇以上，甚至多次登上《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为我后来加入中国作协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个时候，我的创作遇到了瓶颈。我发表作品基本都在报纸副刊，多是千字左右的小文章。不少热心领导、老师文友纷纷提点我。有的说：“不能光看数量，要实现从质变到量变。”有的说：“要有自己的语言风格，比如周冲，一看就知道是她的作
品。”有的说：“《人民日报》都上了，还投什么投！”前辈陈修宁先生勉励我：“作品要有厚度深度，要写大东西。”
　　在他们帮助鼓励下，我觉得自己应该有更高的追求，于是尝试冲击纯文学刊物。和报纸副刊相比，纯文学刊物发表的难度那是几何级增长。绝大多数文学爱好者，一辈子都上不了一次。虽然难度很大，我还是先后在《小小说月刊》《微型小说选刊》《短篇小说》《金山》《散文选刊·原创版》《火花》等纯文学刊物发表了作品，并完成了第一部长篇《长长长水源》。
　　正当我铆足力气冲击时，2018年10月二胎出生，家庭琐事陡增。2019年8月，大儿子考入高中，需要早晚接送。生活节奏被打乱了，创作时间大为减少，作品发表数量几乎腰斩。
　　这个时候，我有幸遇到了熊未喜叔老。他退休后被推选为县诗词联学会会长。叔老正直廉洁，且有很厚的文学修为，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虽然我们都是石门楼人，之前却没有交集。听说我勤奋创作，且陷于繁重琐事工作中，不由十分怜惜。他大力鼓励我，并力荐我到县史志办，那样能有更多时间创作。
　　2021年7月，我如愿调入了县史志办。虽然依然较忙，但史志工作非常契合我的胃口。况且文史不分家，我接触到大量的历史典籍，不仅丰富了知识储备，也找到了更多的创作素材。单位领导也支持我，我甚至觉得，这是有生以来最为快乐幸福的日子。
　　这几年虽然发表频率不如原来，但质量有了提高，先后冲上《诗刊》《诗潮》《延河》《民间文学》等全国颇有影响的纯文学刊物。特别是诗词创作，《中华辞赋》《中华诗词》《当代诗词》《诗词报》《东坡赤壁诗词》等大刊几乎上了个遍。《中国故事·虚构版》《传奇·传记文学选刊》《杂文选刊》《喜剧世界》《幽默与笑话》等二十多家刊物转载了我的稿子，作品收入多个选本，江苏、天津、河北、河南、江西等多所学校用我的作品作为考试阅读素材。其间还被《小小说月刊》杂志社聘为签约作家。另外，通过“中国散文名家名作书系”渠道，公费出版了第一部散文集《家园厚土》。
　　我萌生了申请加入中国作协的念头，却又有些惶恐。中国作协是最高文学殿堂，我这个底层草根，是不是有些痴妄。我想到了《范进中举》中的那句话：“自古无场外的举人，如不进去考他一考，如何甘心？”是呀！写了这么多年，发了这么多作品，不去试试，确实难以甘心！于是决定申报，即使失败，也没什么亏损。我本草根一枚，不须顾忌什么。几经尝试，今年居然逆袭成功。
　　虽然加入了中国作协，但我非常清楚，自己的作品缺少深度和厚度。我要以此为新起点，加倍努力，不断提升自己。
　　前些年和文友谈论写作目标，他说：“一是争取公费出本书，二是争取加入中国作协”。这两个目标算是达到了。但我觉得，作为写手，应该为后人留下有价值的作品，哪怕只是片言只语传之后世。
　　当然这非常难，但我相信，只要努力，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