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英：重建琵琶亭的一代“陶圣”

　　阿詹
　　1999年4月，香港湾仔会展中心，佳士得春季拍卖会现场，一只直径仅6.4厘米的清雍正珐琅彩杯，引起了全场瞩目。只见杯身外侧以浅绿绘翠竹，珐琅红彩点染三朵月季，清丽雅致，自成风骨。经过几轮激烈的竞价，最终以1784万港币高价成交。此后数十年，清雍乾时期景德镇御窑瓷器屡屡刷新拍卖纪录，而执掌御窑28年的督陶官唐英，也被世人尊为“陶圣”，这一时期的御窑瓷器更被誉为“唐窑”。
　　世人皆知唐英是制瓷宗师，却鲜少有人知晓，这位跨界奇才在九江为官十六载，捐俸重建琵琶亭，深耕地方文教、修缮历史古迹，以文人担当延续浔阳千年文脉，成为连接白居易与后世、贯通古典与清代的文化桥梁，他的名字，已深深镌刻在九江的文化史册之中。
　　“除却读书都让人”的跨界奇才
　　唐英（1682~1756），字俊公，号蜗寄老人，沈阳人，隶汉军正白旗，是康雍乾三朝不可多得的文艺全才。16岁入宫，在内务府养心殿随侍康熙二十余年，其间三次随驾南巡，遍览江南风物，积淀了深厚的文化眼界；雍正元年（1723），擢升为内务府员外郎，与书画大家王原祁相交研习书画，诗文、篆刻、绘画技艺日渐精进，为日后的跨界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
　　雍正六年（1728），年近半百的唐英临危受命，以内务府员外郎身份赴景德镇御窑厂协理陶务。彼时的他，对制瓷技艺一窍不通，是不折不扣的门外汉。为吃透陶务，他摒弃官场习气，闭门谢客，三年间与窑工同吃同住、同劳同作，从制坯、配釉到烧窑，每一道工序都潜心钻研，终于从外行蜕变为精通陶瓷全流程的行家里手。
　　乾隆二年（1737），唐英正式出任专职督陶官，直至乾隆二十一年病逝于九江关署，执掌御窑近三十年。他督造的瓷器，胎质细腻、釉色精纯、工艺繁复，集历代制瓷技艺之大成，将清代御窑瓷艺推向巅峰，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不可逾越的高峰。
　　唐英一生嗜书如命，以“除却读书都让人”自勉，身处官场却不慕名利，始终坚守文人本心。他的才华远不止于制瓷：精通戏曲，自蓄家班，自编自导《古柏堂传奇》，在中国戏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擅长书画篆刻，笔墨清雅自成一格；诗文造诣极高，留存诗作逾千首，收录于《陶人心语》。其诗作既有“窑烟入暮随风散，一片冰心对月明”的督陶坚守，也有描摹山河壮阔、记录窑工辛劳的篇章，字字真情，成为研究清代陶瓷史与社会民生的珍贵文献。
　　半生悲欢，至情至性
　　唐英以半生心血，铸就了清代陶瓷史的巅峰，可事业的辉煌，却难掩他屡失亲人的切肤之痛。翻阅《唐英集》，数次生离死别的经历，让他的诗词文字里，始终藏着一份悲天悯人的柔情与伤感。
　　唐英二十九岁那年，原配夫人赵氏离世，他悲痛难抑，写下《悼亡》诗寄托哀思。两年后，续娶马氏，夫妻相伴十八年，感情深厚。可在他四十九岁、督陶事业步入正轨之时，马氏病逝于北京；同年京城遭遇大地震，唐家屋舍损毁，田产遭族人抢夺，幼子无人照料，唐英无奈之下，只得将家人接至南方，自此漂泊异乡。
　　在唐英的情感世界里，妾侍可姬是他最刻骨铭心的牵挂。雍正十年，可姬嫁他为妾，随他远赴景德镇，虽颠沛流离却毫无怨言。雍正十二年，可姬在珠山脚下诞下三子珠山，唐英欣喜万分，作诗期许，可仅过五日，可姬便因产褥疾离世，年仅二十三岁。唐英悲痛欲绝，亲笔撰写《可姬小传》，邀名家作序跋，以最高规格纪念这份深情，不久幼子珠山也不幸夭折，接连的丧妻失子，让他数日难以释怀。
　　官场的尔虞我诈，至亲的生死无常，让唐英看淡世间纷争，晚年后他为自己取号“蜗寄”，寓意人生如蜗，何必执着于名利争斗，不如随遇而安、坚守本心。也正是这份历经沧桑的通透，让他品读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时，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而是感同身受的共情，是跨越千年的精神共鸣。
　　栖居浔阳，倾心守护第二故乡
　　乾隆四年（1739），唐英就任九江关监督，此后直至病逝，除春秋两季赴景德镇督造开窑，其余时光皆定居九江。这座襟江带湖、文脉绵长的古城，渐渐成为他割舍不下的第二故乡，他将满腔热忱与文人情怀，尽数倾注在这片土地上。
　　唐英心系九江民生与文化传承，不恋官场浮华，躬身践行文化善举，自掏俸禄修缮古迹、振兴地方文教，留下诸多传世佳话。
　　九江能仁寺始建于南朝，历经千年风雨，至清初已残破不堪。唐英巡视至此，心生恻隐，主动与住持商议重修，自捐白银三百两，全程督工修缮，重修山门、斋堂等建筑，还亲自撰写楹联：“古刹有真如，最庄严七层宝塔；老僧无障碍，大供养一个庐山。”并从景德镇定制瓷观音像供奉寺中。
　　唐英格外重视文教传承，多次亲临白鹿洞书院，与山长探讨理学精髓，自掏腰包购置书籍、扩充藏书，勉励学子潜心向学。在他的推动下，九江地方文风日渐兴盛，士民感念其恩德，尊称他为“唐九江”，其声望历经百年不曾消减。
　　在九江众多古迹中，唐英倾注心血最多、用情最深的，莫过于浔阳江畔的琵琶亭。这座因白居易《琵琶行》名扬天下的千年名亭，至清代乾隆年间，早已荒草丛生，千年文脉几近湮没。唐英每每至此凭吊，皆心生不忍，决意倾尽己力，让这座文化名亭重焕生机。
　　倾俸重修，续写琵琶千年文脉
　　乾隆四年（1739），唐英就任九江关督后，眼见琵琶亭旧址倾颓，感慨万千。他在《春游琵琶新亭唱和序》中坦言：“琵琶亭，唐白香山遗迹也，在九江榷署之左，相距不里许，历久倾圮……余司榷江州，数至其地，不忍古迹荒落。”
　　为守护这份千年文脉，唐英毅然决定自捐俸禄重修琵琶亭，全程未动国库官银。此次修缮耗费白银近八百两，在当时绝非小数，唐英正俸年薪仅百余两，全靠养廉银支撑，却始终坚守“取之于民，用之于文脉”的初心，不愿动用分毫公帑。
　　重修工程始于乾隆四年冬，因连年雨雪阻碍，加之唐英坚持选用上等建材、精工细作，历经四年工期，直至乾隆八年（1743）春方才圆满落成。重修后的琵琶亭，不再是单一亭台，而是扩建为集楼、亭、祠、廊、湖于一体的大型文化园林，规制齐整、意境清雅，重现千年名亭风采。
　　唐英在亭内设立乐天祠，亲手书写《琵琶行》并刻石立碑，塑白居易像供奉其中，以表对先贤的敬仰。更显文人谦卑与赤诚的是，他在亭中右楹塑自身小像，呈拱手倾听之态，以晚辈之礼致敬白居易，尽显文人风骨。清代文人袁枚为此题诗：“唐公亭子白公祠，两个才人一样痴”，道尽两位文人跨越千年的文化相知。
　　新亭落成后，唐英广邀天下文人登临唱和，征集诗作近五百首，亲自编纂《辑刻琵琶亭诗》两卷，绘亭图、撰序言，刊刻传世。这部诗集收录袁枚、蒋士铨、赵翼等清代文坛名家作品，成为研究清代中期文人交游与九江文化的珍贵文献。在唐英的倾力打造下，琵琶亭一跃成为清代中期长江沿线标志性文化地标，四方文人墨客途经九江，无不登亭凭吊、题咏抒怀，千年文脉自此再度兴盛。跨越时空对话，化悲愁为千古风雅
　　浔阳江头的明月，曾照见白居易夜听琵琶、泪湿青衫的沦落悲凉；数百年后，唐英以近百首琵琶亭诗作，完成了与白居易的跨时空精神对话，更实现了对其精神的传承与超越。
　　他在《春游琵琶新亭唱和》中写道：“欲开尘眼每登楼，此日登临兴更幽。远水浮来舟似屐，孤亭闲立客如鸥。偶捐匕箸留风雅，喜附人文作胜游。却笑当年白太傅，琵琶声里泣深秋。”
　　诗句之中，无半分悲苦愁绪，唯有登高揽胜的闲适与豁达。“却笑当年白太傅”，并非对先贤的不敬，而是唐英历经半生坎坷后的释然：他深谙白居易仕途失意、沦落天涯的孤愤，却不愿沉湎于悲愁之中，而是将个人悲欢化作传承文脉、造福一方的动力，以一己之力，让琵琶亭摆脱“伤心古迹”的标签，成为活态的文化空间。
　　唐英在亭中设立“诗税簿”，专门收录过往文人题咏，让每一份才情都得以留存；每年春秋两季，举办琵琶诗会，邀请四方文人雅聚唱和，设立奖项激励创作，以实际行动振兴九江文风。他在《辑刻琵琶亭诗序》中坦言：“浔阳江上，自乐天以后，岂遂无诗人？特无有起而振之者耳。余虽不敏，愿与诸君子共勉之。”
　　他以一座亭、一本诗集、一场场诗会，将白居易的文学精神发扬光大，让琵琶亭从萧瑟悲愁的历史印记，变为文人荟萃、风雅绵延的精神家园，完成了对千年文脉的守护与延续。
　　以文会友，汇聚浔阳风雅朋友圈
　　唐英在九江的十六载，以文会友、以德待人，汇聚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文人、僧道与幕僚，形成了极具活力的地方文化圈，共同推动九江文化兴盛。
　　他笃信佛教，与能仁寺慧光上人、东林寺朴庵禅师相交莫逆，三人常聚于琵琶亭，煮茶论禅、吟诗作对，世称“三友会”，一官一僧心意相通，成为九江文坛千古佳话。他与清代文坛大家赵翼、袁枚相交甚笃，赵翼专程赴九江拜访，二人同游琵琶亭、石钟山，唱和诗作不断，赵翼赠诗赞其“谁知榷使风流甚，诗卷常携酒瓮边”；袁枚虽未亲临九江，却与唐英书信往来不断，盛赞其“以榷政而兼风雅，近世罕有”，二人以诗文、瓷器相赠，情谊深厚。
　　对待幕僚后辈，唐英悉心提携、倾囊相授，幕下沈铨、方观承等人，皆因他的赏识与栽培，成为一代英才。他作诗叮嘱后辈：“我年已七十，于世无所求。惟愿诸君辈，努力继前修。文章与政事，两者皆不朽。”这份殷殷期许，至今镌刻在琵琶亭石壁之上，激励着后世学人。
　　跨越山海的沈阳名片
　　据《九江文史资料》统计，唐英之后，琵琶亭又历经嘉庆、咸丰、同治、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多次重修，每一次的重修，世人都会想起那位倾尽心力，让名亭重焕光彩的督陶官。
　　从此，琵琶亭镌刻着两个不可磨灭的名字：一个是写下《琵琶行》的白居易，一个是守护千年文脉、延续文化薪火的唐英。世人记住了白乐天的“江州司马青衫湿”，也记住了唐俊公“偶捐匕箸留风雅”的文人担当。
　　如今，唐英这个名字，不仅属于景德镇陶瓷史，属于九江文化史，也属于他的故乡沈阳。笔者曾为此专门联系到沈阳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沈阳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会会长初国卿先生。据初先生介绍：2018年，沈阳市委宣传部主办“沈阳十大文化名片”评选，“陶圣”唐英成功入选，与沈阳故宫、张氏帅府、新乐遗址等，一同成为沈阳城市文化底蕴的代表。
　　初先生评价，唐英身上兼具关外人的执着豪迈与江南文化的细腻温润，这份南北交融的独特气质，造就了他既能革新窑务、精进制瓷技艺，又能深耕文化、传承文脉风骨。这份独特的文化品格，让唐英成为沈阳不可替代的文化灵魂坐标，拥有穿越时空的文化生命力。
　　以义传世，青史留名
　　身为朝廷钦派的督陶官与九江关监督，唐英本可像多数官僚一般，安稳履职、征收税赋、应酬官场，最终带着丰厚积蓄告老还乡。可他却选择了一条最具情怀的路：倾尽所能，守护、传承九江文脉。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七月二十九日，唐英在“九江关署”病逝，享年74岁。墓葬于何处，至今仍在考证之中。
　　临终前他写下了最后一首诗《将归》：
七十年来江海身，今朝真作返乡人。
琵琶亭上空流水，留与儿孙话苦辛。
　　在九江的十六年，是他潜心创作的十六年：写下数百首诗词，编纂多部诗文集，创作经典戏曲；是他躬身实干的十六年：重修琵琶亭、能仁寺、烟水亭、锁江楼，浚井修桥，兴学助教；是他以文会友的十六年：与僧道论禅，与文人唱和，与后辈讲学；是他坚守初心的十六年：守护白居易的文化精神，传承九江的文运根脉，延续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雅与风骨。
　　这位一生漂泊、半生坎坷的老人，活在了念念不忘他的九江府百姓心间，活在了他深爱的九江山水之间。他的精神、他的诗文、他的瓷器、他重修过的那些古建，穿越三百多年时光，依旧在浔阳江畔，静待着每一个春暖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