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着母亲过马路

　　沈孝忠
　　母亲离开我，竟快两年了。时光冲淡许多旧事，唯独心底那处空缺，被磨得越发清晰、锐利。我退休一年多，粉笔尘灰早从指间落尽。今年开春，我回老家参加家族聚会，特地到老屋看看。可站在老屋门前，攥着那把冰凉的钥匙，仍恍惚觉得自己是放学归来的孩子——总以为一推开门，就能看见灶台前她微微佝偻的身影，氤氲在袅袅热气里。
　　锁芯转动的声音干涩滞重，像一声疲倦的叹息。老屋的光线是旧的，被窗棂与岁月滤得温和，薄薄地敷在水泥地上。我慢慢走到那张木板床边坐下。我的手无意识抚过床沿——那里被磨出一道不易察觉、却温润的凹陷。指腹传来熟悉的触感，一股酸楚的热流猛然涌上喉间。这面墙，这张床的内侧，曾是我整个童年与半个人生里，最安稳的彼岸。
　　我幼时多病，仿佛一株孱弱的豆苗。父亲常在灯下批改作业，沉默的身影投在墙壁上，压住满屋清寒。病中的世界，是混沌灼热的梦魇，只有母亲的气息是清晰的。她总坐在床沿，油灯将她放大的影子，温柔地覆在我身上。额上的毛巾换来换去，带着水的清冽。最难挨时，我面朝着的，必须是母亲温热的身躯。母亲的呼吸悠长平稳，是我在昏沉世界里唯一可辨识的、生命坚实的锚。有时半梦半醒间，能听见她极轻地哼着没有词的调子，那调子蜿蜒着，将我渡到安宁的彼岸。
　　后来稍长大，我便见不得母亲辛劳。父亲的心思都在学生与课本上，田间地头、灶台屋角所有的重量，都沉沉压在母亲肩上。我是长子，便发狠要将那担子抢过来。最记得种菜卖菜的时光。天还是蟹壳青，我们便下了地。南方的晨露厚重，不一会儿裤脚就能捋出水来。母亲在前头，拢畦的动作熟练而沉默，泥土在她指缝间听话地分开。我跟在后面点种，指甲缝里塞满黑泥，心里却有种充实的欢喜。等她直起腰，用拳头抵着后腰，望向天际那一线缓缓浸润开的暖色时，我常会怔住——那侧影的轮廓，像极了父亲备课疲惫时，捏着眉心望向窗外疏星的样子。只是父亲望的是诗书里的远方，母亲望的，是一家人的生计与明天。
　　菜长成了，碧盈盈、水汪汪的一畦希望。挑去邻县市集的路，漫长而具体。扁担压在母亲肩上，发出一种柔韧的“吱呀”声，应和着她有力的步子。我总抢那最沉的担子，跟在她后面。汗水从她灰白鬓角渗出，慢慢汇成一道晶亮细流，滑过那些被日子雕刻出的沟壑，最后滴落在尘土里，悄无声息。市集喧嚣得像一锅沸水，她蹲在街角，将菜理得整整齐齐，像对待父亲书架上的典籍。秤杆总要翘得高高的，笑容里带着一种朴素、近乎庄严的诚恳。那时我便暗想，我要快些长成更结实的模样，将这生活的扁担，彻底接到自己肩上。
　　这个愿望的实现，来得缓慢而必然。母亲老了，老得像一株熟透了的稻穗，谦卑地弯向大地。我将她从这浸透了汗水与岁月的老屋，接到我窗明几净的楼房里。起先她不习惯，说脚踩不着地气，心慌；说窗口太高，望出去尽是别人的屋顶，不如老屋门前那棵苦楝树亲切。她常常独自坐在门口，一坐就是半晌，目光空茫地投向远方，像在温习一部只有她能看见的、漫长的默片。于是，陪她上街散步，成了我们之间一项郑重其事的功课。
　　马路越来越宽，车流迅疾呼啸，将宁静切割得支离破碎。每一次走到斑马线前，她便会自然而然驻足，那只曾经稳稳握住锄头、灵巧穿引针线的手，会微微地、有些迟疑地抬起来。我立刻上前，握在掌心。那手，粗糙、干燥，关节因经年风湿而略略膨大，皮肤松软了，却依旧能感到其下骨骼清晰的走向。绿灯亮了，我侧头轻声说：“妈，可以走了。”她点点头，脚步迈得细碎而慎重，仿佛每一步都在确认这坚硬柏油路的可信。我的步子也自然而然缩小，迁就着她的节奏。我的手并不用力搀扶，只是稳稳地握着，成为一种无声的指引与承诺。
　　世界在那一刻被奇异地分割：身旁是钢铁洪流尖锐的喧嚣，而我们母子之间，在这交握的双手构筑的方寸之地里，是完整的、静谧的故土。我忽然觉得，我牵着的，哪里只是一位老人过马路？我牵着的，是我摇摇晃晃的童年，是我远行时她凝望的村口，是我全部乡愁的具象，正小心翼翼、步履蹒跚地，穿过这川流不息的、茫茫的时间之河。她依赖着我此刻的引领，恰如我全部的生命，都起源于她最初那双将我揽入人世的手。
　　回到家，她总要坐一会儿，像是要把刚才街上的喧腾，一点点从身体里滤出去。这一刻的安宁，与几十年前病中我靠着她听呼吸声的光景，隔着漫长岁月，悄然重叠。
　　及至夜幕垂下，灯火亮起，那份源于旧日习惯的守护，便又在就寝时悄然浮现。夜里安寝，我们仍守着旧日的格局：她睡外侧，我固执地睡到里边。这不是孩童的恋母，是一个儿子，在母亲垂暮之年，所能构建的最隐秘的守护仪式。外侧向着门，向着夜晚的客厅，向着一切可能闯入的未知；内侧是墙，是坚实、无可移动的屏障。我睡在里边，便是以我的身躯，填补上这最后一道防线，将她与任何可能的惊扰隔绝开来。
　　只有听着身旁那渐渐变得均匀悠长的呼吸声，夜，才真正沉静下来，我才能踏实地坠入无梦的深眠。有时凌晨醒来，借着窗帘缝隙漏进的微光，看见她蜷缩的轮廓，心里便会被一种酸楚的饱满充斥。我知道，有母亲在的这一侧，便是人世间最无可替代的安稳。
　　如今，床空了。
　　世界忽然变得很大，很旷，再也没有那堵温暖的“墙”隔着。母亲独自走过最后那条寂静的“马路”时，我没能牵着她的手。这是生命循环里最无奈、也最必然的亏欠，是为人子女者，走到人生后半程，才猛然品出的、入骨的怅惘。
　　我站起身，该回去了。就在转身的刹那，西沉的落日，最后一抹余晖透过玻璃窗，斜斜投射进来，不偏不倚，落在那片光裸的床板内侧——那片被我反复摩挲、背脊贴靠了无数个黑夜的位置。昏黄的光将它染成一片温暖的金色，柔和，澄澈，宛如铺上了一层用最纯粹的光编织的褥子。
　　我蓦地怔在原地，如遭电击。原来，一直是我错了。
　　十几年来，我总以为，是我在笨拙地牵着母亲，走过车水马龙；是我在固执地睡在里侧，为母亲抵挡虚无的侵扰。我将这一切，视为成长与反哺的证据。可直到此刻，在这满屋岑寂的夕照里，我才豁然惊觉：母亲啊，您才是我生命里，那堵真正屹立不倒的墙。
　　我轻轻带上老屋的门。锁舌合拢，发出“咔嗒”一声轻响，清脆，妥帖，不再有来时那刺耳的滞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