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于无穷与超人出世

　　吴婷
　　沈明明教授的《中西哲学讲演录》以宏阔的视野，将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与西方哲思的长河并置呈现，令人叹服。书中从孔孟之道的道德教化、荀卿性恶论的社会建构，到杨朱贵己、老庄天道，再到苏格拉底的“人同此心”、叔本华与尼采的意志哲学，勾勒出一幅人类追问自我与世界的壮阔图景。在这幅图景中，最令我久久回味的，是庄子与尼采之间跨越两千余年的精神回响。他们身处不同的文明脉络，却以惊人的相似方式叩问着同一命题：在充满痛苦与荒谬的世界中，人如何安顿生命？
　　庄子和尼采首先是各自传统中的“异端”。庄子所处的战国，儒墨争鸣，仁义礼法已成主流话语。庄子却冷眼旁观，以“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胠箧》）的尖锐之语，揭示了道德教化在成为权力工具时的异化本质。他对儒家“以仁义攫人之心”的批判，实际上是对一切将生命纳入固定框架的“普遍规范”的抵抗。尼采则面对基督教道德与柏拉图主义编织的“彼岸世界”，他愤怒地指出，这种贬抑现世、否定生命的价值观是“病态的”，是弱者对强者的怨恨投射。两人都站在“重估一切价值”的立场上，拆解那些被奉为圭臬的真理幻象。完整地勾勒出反叛者的精神肖像。
　　这种反叛源于他们对生命本身的挚爱。庄子与尼采都无法容忍一个无意义的世界，也拒绝让生命沦为工具价值。庄子笔下“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的世人，正是丧失精神自由的写照；尼采所批判的“学者”和“末人”，则是被知识规训、丧失创造力的存在。他们的哲学，都是从“心的解放”开始的——无论是庄子的“心斋”“坐忘”，还是尼采的“精神三变”（骆驼、狮子、婴儿），都在呼唤一种从既定价值牢笼中挣脱的生命姿态。
　　庄子的“道”与尼采的“权力意志”，虽然分属东西方哲学的传统，却在本体论层面呈现出深刻的同构性。庄子言“道”，强调“无所不在”——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知北游》）。这种泛存性使“道”并非高高在上地超越实体，而是内在于世界万物生成变化中的生命力。同样，尼采的“权力意志”也不是某种静态的“存在”，而是世界的生成本质——它表现为永恒的自我创造与自我破坏，是事物不断扩张、改善、表现自身的原初动力。
　　两者都反对将世界二分为“真实世界”与“现象世界”。庄子以“齐物”消解了认知的等级秩序，尼采则以“视角主义”否定了“纯粹理性”“绝对精神”的可能——他认为，不存在“无意志、无痛苦、无时间性的认知主体”，认知本身就是一种解释活动，受到生命需求的驱动。这种对本体的理解，使他们都走向了“艺术的世界观”：既然世界本身就是流动的创造过程，那么对世界的最好回应不是用概念去固定它，而是以艺术精神去参与它、欣赏它。
　　庄子与尼采都不相信个体可以脱离自然整体而获得不朽。庄子强调“道无终始，物有死生”，尼采则以“永恒轮回”消解了彼岸世界的慰藉。但面对这必然性的命运，两人的态度却显现出微妙的差异：庄子倾向于“安命”，而尼采则主张“爱命运”——不是被动忍受，而是主动拥抱必然性，在必然中看出美。尼采说：“我要学着愈来愈多由事物的必然之中看出美……我要在今后的所有时刻都只做一个肯定者。”这比庄子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更多了一层昂扬的悲剧精神。
　　在审美与生存的境界论上，庄子和尼采的差异尤其耐人寻味。庄子所追求的是“虚静寡欲”之心，如镜照物，“唯道集虚”。这种心境排斥欲望与外物的扰动，以达到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自由境界。
　　尼采则从创造者的立场出发，对庄子的审美心境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真正的艺术创造不是清心寡欲，而是酒神式的“陶醉”与“狂喜”。审美的心境不是阴性、观赏性的，而是阳性的、创造性的——它把本能与欲望加以升华，转化为生命的充实感与力感。尼采说：“如果有任何审美的行动与观赏的话，一个生理的条件是不可缺少的：陶醉。”在尼采看来，庄子那种“充实而不可以已”的状态虽与酒神式的力量感有相似之处，但庄子是由虚静而达，尼采却是由生命力的喷薄而达。
　　这两种审美态度，折射出中西方哲学对“超越”的不同理解。庄子的超越是向内收敛的，通过消解自我、融于大道而获得精神的无限；尼采的超越则是向外扩张的，通过不断克服自我、创造价值而实现生命的崇高。庄子的“至人”“真人”与尼采的“超人”，都是对“人”之有限性的超越，但前者是回归原初的无差别境界，后者则是走向未来的自我立法。
　　沈教授书中论及荀卿的性恶论，强调道德教化对人性向善的塑造功能。庄子与尼采对此却持有高度警惕。庄子从“人性自然”的立场出发，批评仁义礼法对生命本性的切割与伤害——“仁义惨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天运》）。他认为，儒家以“善”为名的教化，实际上是将一种人为的价值标准强加于自然生命之上，其结果是“失性于俗”。
　　尼采的批判更为激进。他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揭示，所谓的“善”与“恶”并非天然自明，而是特定权力意志的建构。基督教道德将“柔弱”“谦卑”奉为善，实质上是弱者对强者的“怨恨”的产物。尼采主张“重估一切价值”，标准只有一个：凡是增强生命力量感的就是善，凡是源于柔弱的就是恶。
　　两人在这一点上殊途同归：他们都拒绝接受任何被给定的道德体系，都主张从生命本身出发来理解价值。不同的是，庄子以“齐物”的相对主义消解了善恶之争，尼采则以大无畏的英雄主义重新确立善恶——他选择站在生命巅峰“向下看”，在那个高度上，悲剧与喜剧已融为一体，一切“严肃”之物均可被“嘲笑”。
　　教授的《中西哲学讲演录》之所以令人折服，正是因为它展现了哲学思考跨越时空的对话可能。庄子与尼采，一个生于战国乱世，一个长于现代性降临的欧洲，却在各自传统中扮演着相似的叛逆者、创造者与审美者的角色。他们都以对生命最深沉的爱，对抗着那个时代乃至一切时代都存在的价值固化与精神规训。
　　如果说庄子的智慧是“在自然中安顿心灵”，那么尼采的智慧就是“在历史中创造自我”。前者让我们学会“与物为春”，在虚静中体会生命的流动；后者则激励我们如查拉图斯特拉一般，在痛苦与孤独中仍然说“是”，主动成为自己的立法者。两种智慧并非非此即彼，而恰如沈教授书中展现的“中西对话”一样，可以相互照亮。也许，最完整的生命姿态，既需要庄子式的“心斋”去观照世界的本然，也需要尼采式的“陶醉”去投入生命的创造——在虚静中蓄养力量，在沉醉中超越自我。这正是哲学穿越历史、连接中西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