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开埠后的第一份外国人名录

　　1861年3月25日，九江正式开埠。对于这座刚刚被纳入近代通商体系的古城而言，最先进入人们视野的变化，是一些陌生面孔开始出现。外国兵丁在租界里巡逻，洋商乘坐火轮而来，带来了洋货，也采购本地的茶叶。这座经历多年战火的城市，在废墟之上开始迎来新的变化。
　　然而，开埠第一年的九江究竟是什么模样？这个问题，至今仍缺少完整的答案。九江地方志和后来的城市记载，很少留下1861年这一转折之年的城市面貌。然而，一册在香港编印的《中国名录》中，却留下了这段空白中的一页。它只有寥寥数行，仅列出机构和姓名，看上去简单得近乎单薄。然而，它却保存了九江近代史开端阶段一份难得的记录。
　　《中国名录》（The China Directory）是19世纪中叶由香港A. Shortrede & Co.印行的一种英文年度名录，是面向来华外国商人、领事、船员及其他侨民查阅的工具书。各通商口岸有哪些领事机构、洋行、银行、船公司和公共机关，某家公司由谁主持，某位外侨居住在哪座城市，这类信息都尽量收录其中。1864年，相关名录更名为《中华、日本及菲律宾纪事与名录》，改由香港《德臣西报》印务馆出版。此后刊名虽有调整，收录范围也不断扩大，不再只是侨民、商号通讯录，后来还收录船期、邮路、汇率、关税、各地规章和公共机构等资料。因此，其兼有政府机构名录、工商名录、通讯录、航运指南和商业手册等多重功能。《中国名录》基本保持按年出版，一直延续至1941年停刊。
　　不过，名录并非人口调查。在1863年版的序言中，编者承认其中难免存在遗漏，也可能保留已经离华者的姓名。各机构和商号提供多少材料，编者便记录多少。因此，《中国名录》适合用来辨认当时已经进入公共视野的机构和人物，却不能据此计算一座城市中外国人的实际数量。1862年版《中国名录》中关于九江的记录，实际对应的是1861年年底（最迟至1862年初）的情况。它记录的正是九江开埠第一年之后，外国机构和人员在这座城市留下的最早痕迹。
　　1862年版《中国名录》中的九江页译成中文，即为：
　　九江
　　英国领事馆
　　副领事：P. J.许士（离埠）
　　署理副领事：R. J.福雷斯特
　　葡萄牙领事馆
　　领事：J. T.埃利奥特
　　大清海关
　　经办人：J. H.哈蒙德
　　宝顺洋行
　　J. T.埃利奥特
　　琼记洋行
　　H. G.布里奇斯
　　九江英租界中最重要的机构当然是英国领事馆。它也是最早进驻九江的外国机构。1861年3月，中英相继签订《汉口租地约》和《九江租地约》，英方派员留在两座城市，并设立领事馆。但两地领事馆主官的职级并不相同。汉口被视为长江中游的商业中心，九江的城市与贸易规模则小得多，故英国在汉口设置领事，在九江只设副领事。副领事虽然职级较低，却是驻九江领事机构的主官。江西官员的奏折和总理衙门的照会，因此径称其为“英国驻九江府领事官”。1877年底，英国将九江领事机构的最高职衔由副领事升格为领事。
　　英国驻九江领事机构的第一任主官，是副领事P. J.许士（Patrick Joseph Hughes，1834—1903）。Hughes 一姓，今多译为“休斯”。英国领事系统为他选用的汉姓则是“胡”，所以档案中又常见“胡士”。1859年的《香港名录》将他列在香港贸易监督署，职务为二等助理。两年后，他随英国舰队进入长江，被派往新开的九江口岸，时年约二十七岁。
　　到1872年版《中国名录》中，许士已调任汉口，职衔也升为领事。1880年3月，他又调任上海总领事。九江是许士第一次独当一面的任所。他在这里至少任职六年，九江英国租界最初的划定、交涉与建设，几乎都绕不开他的名字。
　　1862年版《中国名录》有关九江的名单中，许士被标注为“absent”（离埠）。这并不是指他已经离任，只是说明名录编纂时他暂时不在九江，馆务由R. J.福雷斯特（Robert James Forrest，约1836—1902）署理。
　　福雷斯特的生平资料较少。现有史料显示，1859年，他已是香港贸易监督署的见习翻译。1861年，他转任上海英国领事馆。许士暂时离埠期间，福雷斯特以署理副领事的身份主持九江馆务。
　　这份名单中，最让人感到疑惑的是葡萄牙领事馆。九江租界是英租界，欧美其他国家是可以援引最惠国待遇，在九江设立领事馆。当时葡萄牙在中国仅有澳门这个据点，内地的业务根本不足以支撑它在刚刚开埠的九江设立领事馆。然而，葡萄牙不仅在九江，还在中国的很多通商口岸设立了领事馆。
　　答案就在名单的后面。葡萄牙领事J. T.埃利奥特，同时也是宝顺洋行在九江的职员。1861年版的《中国名录》中，他还是上海宝顺洋行的职员。一年之后，他来到九江，名下又多了一个葡萄牙领事的头衔。1863年版名录仍将他同时列在宝顺洋行和葡萄牙领事馆之下。
　　这种疑惑，源于很多人对领事馆的误读，总认为领事馆这类代表国家的机构，应当有自己的官邸和官员。然而，对于当时许多重商的国家而言，商业利益远高于国家形象。一国若在当地侨民不多、事务有限，往往不另派职业外交官，而是委托常驻商人兼任领事或领事代理。受托者代办该国船舶、侨民和文书事务，本职仍是商人。埃利奥特的情形，大抵如此。因此，名录中的“葡萄牙领事馆”，不大可能是一幢悬挂国旗、配有专职人员的建筑，而只是宝顺洋行里的一张办公桌。
　　名单中另一个难解之处，是“大清海关”名下的J. H.哈蒙德，职衔为“agent”（代理）。1859年，他在中国海关任四等书记。1862年版九江页将其姓名写作“J. H. Hammond”，这个名字印错了。前一年的《中国名录》中，汕头大清海关有一名助理，写作“J. L. Hammond”。1863年版九江页也明确写作“J. L. Hammond”，职衔已是海关税务司，此后他又在九江任职多年。从任职地点和前后经历来看，这几处所指可以确定是同一个人，1862年版中的“J. H.”应为排印讹误。
　　长江三口通商之初，税收问题是中英双方交涉的重点之一。经过反复协商，1861年底，双方决定在长江各通商口岸设立隶属于清政府、实际上由外国人管理的新式海关，也就是所谓的“新关”。此后，新关逐步取代、合并原有的大清海关，即“常关”。这份名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佐证，也是此前研究中较少注意的一点：在新关正式成立以前的过渡时期，九江常关已经开始聘用外国职员。
　　这并不难理解。当时的大清海关中，极少有熟悉外语和对外通商事务的官吏，更不用说如何应对外国轮船、英文报关单和条约税则。因此，聘用熟悉相关事务的外国人员担任代理，成为应付开埠后种种问题最直接的办法。1861年在九江常关任职的哈蒙德，到了1862年初九江新关成立后，随即出任代理税务司。这一职务的变化，也说明了常关聘用洋员在新旧海关转换中的意义和作用。
　　J. L.哈蒙德的生平资料不多。可以确定的是，他是美国人，1859年来到中国，1861年至1865年在九江海关任职，此后又在上海、台南、汕头等地任职。
　　五个机构中，真正以买卖为业的只有两家：英国宝顺洋行和美国琼记洋行。
　　宝顺洋行（又称颠地洋行）早年以广州为基地，经营鸦片、茶叶和生丝等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是19世纪中叶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老牌洋行之一。1839年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时，首要缉拿的英国烟商颠地，便是宝顺洋行的掌门人。鸦片战争后，宝顺洋行将总行迁往香港，又在上海设立分行。长江开埠后，其势力迅速延伸至汉口、九江等地。1861年，宝顺洋行在九江的经理是埃利奥特。他此前在上海宝顺洋行任职，在九江任职前后约三年。
　　1840年，原旗昌洋行合伙人奥古斯丁·赫德在广州自立门户，创办琼记洋行。琼记洋行是19世纪中叶远东最大的美资洋行之一，与旗昌洋行并称当时沿海及长江流域两大美资巨头。长江开埠后，琼记洋行大举进入长江航运，组建轮船公司，引进蒸汽轮船经营上海至汉口航线，并在九江、汉口等口岸购置地产、修建码头，争夺沿江茶丝运输和洋货市场。1861年，琼记洋行在九江的经理是布里奇斯（Henry G. Bridges）。他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后来曾任美国驻九江副领事。
　　宝顺洋行和琼记洋行是最早进入长江的外资企业，九江开埠之初，名录中的两家洋行都只列有一名职员，码头、货栈和洋房尚在建设。鸦片、棉纱由轮船运入，茶叶的本地采买也刚刚起步。然而，以九江通商口岸为中心的近代商业和对外贸易，也就从这两家洋行开始了。它们在攫取商业利益的同时，也推动了长江航运和通商口岸的近代化。
　　这份名单只记录了五个机构和五名外国人，却让我们看到一个通商口岸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哪些外国机构和雇员最先进入九江，哪些洋行率先涉足长江贸易与航运，都在其中留下了清晰的记录。我们也将沿着这些名录留下的线索继续读下去，讲述九江租界和这座近代口岸的发展与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