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径”与繁简字

　　花径是庐山如琴湖畔一个著名的景点。1929年，寓居牯岭的湖北名士李凤高（号拙翁）偶然路过这里，当时工人正在开凿石材，叮叮当当响个不停。李凤高漫无目的地向山石上瞟了一眼，看到一块石头上仿佛有文字的痕迹。凭着对文化的敬畏和敏感，他赶紧走上前去，仔细辨认，发现是“花径”二字，字的直径一尺有余，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应当是落款，可惜剥蚀严重，已经无法辨认。李凤高意识到这是非常宝贵的古代遗迹，于是告诫石匠要保留这块石头，千万不可开凿。回到家之后，李凤高翻阅典籍，寻找线索，最终在清代查慎行的诗文中找到线索：“上大林寺，乐天先生曾游此，于四月见桃花，集中有诗序，今犹称白司马花径。”李凤高据此确定，这里就是白居易吟咏桃花的地方。在友人的大力襄助之下，李凤高在此修建“景白亭”，种植数百棵桃树，请陈三立作《花径景白亭记》，并编纂《庐山花径题咏初集》及《二集》，建造“花径”石门并镌刻“花开山寺，咏留诗人”的对联等等。从此花径成为庐山最热门的景点之一，游客络绎不绝，导游也会非常自豪地向大家讲述白居易题写“花径”的故事。
　　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游客说：“你看这个‘花’字是个简体字，难道白居易也写简体字？哈哈哈哈！”言下之意就是，这方石刻是假的，连繁简字都没能弄清。在现实生活中，经常有人误用简体字或繁体字，比如“干隆”“理發店”“禦書閣”“鹹豐”“己醜”“鬆树”“山榖”“皇後”“孤蓬万裏征”“我梳白發添新恨”等等。花径石刻写作“花徑”，“花”字与简体字一般无二，而繁体字中草字头“艸”应该在中间分开。白居易写简体字，难道他是穿越到唐代的？
　　如今，大众对繁简字的误用比较敏感，也说明社会文化氛围在不断进步。但简体字的情况并不简单，单纯依照繁简字还无法为石刻真伪下定论。简体字不是凭空出现的。汉字自产生以来，在日常使用中不断演变，不仅有篆书到隶书再到楷书的字体变化，还有追求书写简便而产生的大量俗字。简体字的来源，除了草书的楷化，最主要的就是俗字。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公布的388个简体字中，汉代及以前出现的就有111个，唐代及以前出现的有166个，清代及以前出现的有341个，民国及以前出现的合计有387个。而1949年之后出现的，只有一个。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使用的简体字，绝大部分都能在古代文献中找到它们的身影。
　　比如南宋刻本《新编方舆胜览》中就有“廬”刻为“庐”的例子，南宋初年刻本《庐山记》中也有“來”刻为“来”的例子等等，特别是《庐山记》中“花”字与简体字一样，草字头是连在一起的。如果说以上举的例子都是宋代的，时代较晚，那么我们来看看唐代的书迹。以敦煌出土的隋唐写经为例，法国国立图书馆藏《尊胜佛顶陀罗尼经》中的“藏”“萨”等字，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道经残卷中的“莲花”等字及《大方便佛报恩经》中的“菩萨”“英”等字，它们的草字头与简体字的写法一致。由此可知，为了书写便利，唐宋时期的写手常常将草字头的两个短横连在一起，这便是当时流行的俗字。虽然不够规范，但书写便捷，渐渐被大家接受。
　　简体字自发布以来，一直存在着种种争议。其实古代也存在文字的繁简之争（正俗之争），唐代学者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对正体字和俗字进行辨析，是我国第一部专门以规范汉字字形为目的的著作，确立了楷书的规范依据。南宋时期，杨万里主持湖南科举考试，发现有位学生将“盡”写作“尽”，于是判为不及格。其他考官觉得该文章写得不错，可以录取。杨万里说：“如果明天发布榜单，大家都取笑我们录取了‘尺二秀才’，到时候还有什么颜面？”而北宋大臣苏易简在写给宋太宗的奏疏中不用正体字“辭”，而用俗字“辞”。他认为辞与口舌有关，从“舌”才是正体字，并以唐代大书法家虞世南所书“辞”字作为证据。宋太宗看到后，高兴地说：“如果不是你的博学多识，我还以为那是个错字呢。”可见古人对于文字的繁简正俗甚为在意。
　　字形简化是汉字发展演化的必然趋势，大部分简体字渊源有自，使用方便，但也有一批简体字过于求简，反而增加了新的麻烦，也带来了争议和批评。当我们面对古代文献中出现的“简体字”时，先不要一竿子打倒，轻易地认定是伪作；而是要综合考虑一下，究竟是古代就存在的俗字、异体字，还是繁简字转换过程中露出的破绽。
　　最后强调一下，“花径”二字到底是何人所书，现在还没有最终答案。康熙三十一年（1692），查慎行在《大林寺冏上人茅斋》诗中说：“香山旧吟地，花径兼宿莽。”自注：“白乐天曾于四月看桃花，其地犹名花径。”这是目前所见有关“花径”地名的最早记录。据此推测，“花径”二字大概率是明清时期的文士为了纪念白居易而题刻的，但也不能排除白居易书写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