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高考

　　邵汉清
　　又是一年高考时，看着县城大街小巷突然多起来的送考陪考人群，不由想起二十九年前的那次高考。
　　我所读的高中，是位于镇上的一所农村高中，学生人数不多，高一、高二年级两个班，到了高三，有些学生转学去条件更好的高中，就只剩下一个班了。
　　那届高三，不过三十余人的样子，四名女生，其他全部是男生，都是农家子弟，学习刻苦的约占一半。而我，则是处于刻苦与散漫边界线上的那一个。
　　刚读高一时，得益于暑假自学了大哥曾经的高一课本，提前掌握了部分知识点，开学的第一个星期，便把数理化三本薄薄的练习册全部做完了。上学期的期中考试，中考成绩中等的我，获得了全年级第二名的成绩，期末考试时连拿五张奖状。
　　巅峰之后，我自由散漫的陋习重又抬头，别人学习时我学象棋，别人读书时我读小说，高二时的成绩一落千丈，却不敢让父母知道。
　　高三时稍微作了些努力，数理化三科成绩追了上来，而英语则完全荒废。英语课上不听老师讲课，早读时则做数理化的试卷，心甘情愿地做一匹“拐子马”。有两个月，我还在早读时间写起了武侠小说，取名《蝶恋花》，写了半本，稿纸用的是作业本，一本一本装订在一起。
　　学校的管理很宽松，周末不用补课，学习全凭自主，师生关系也很融洽。还记得下自习后，化学老师跟我们在操场上聊NBA，聊公牛队。住在寝室时，带米、带菜，偶尔也有不规矩的偷吃。尤其是带了红烧肉、红烧鱼之类的，最容易被偷。被偷的同学只能饿着肚子，请假回家再拿米菜来。
　　我带的菜大多是咸菜和萝卜干，一吃就是一周。为了菜能多留几日不变质，奶奶都会倒半罐菜籽油，柴火猛炒。咸菜很香且下饭，脆脆的萝卜干有时还能当零食，解解嘴馋。或许是大家都知道我的菜没什么荤腥，倒没人惦记，安全得很。
　　今天看来，那时很不懂事，不够用功读书。回想原因，或许跟学校的声誉有关。在多年来高考中，很少有考得好的，近两年更是连一个中专生都没有录取。同学们在心里默认的是，毕业后再到县一中补习，或是当兵，或是干脆外出打工。
　　这种认识，无疑也影响到了我的学习态度，得过且过，只待来年。村上有同学在高二时便转学去了县一中，他曾邀我同去，但我知道我家的实际困难，每年的学费都会拖欠一点，根本不可能有钱让我转学。莫说转学，就连购买课外学习资料，对我来说也是奢望。整个高中，我只买过两本课外辅导用书。额外的练习，都是把大哥原来读高中时的试卷，再重新做一遍。
　　过完高三上学期，我的成绩有所提升，第一次模拟考试，位列班上的前几名，提升了我的信心。脏乱阴暗的寝室确实不利于备考，父亲考虑再三，还是决定让我跟同学合租校外的民房。
　　租住的房子只有一层，楼板用的是预制块，连接处有不少缝隙，偶尔下雨不要紧，但碰上连绵的雨季就颇为棘手，屋外下大雨，屋内漏小雨，为了接水，都准备了好几个脸盆。房东也在想办法，在楼顶铺上薄膜纸，情况有所改善。但与寝室的条件相比，实在好了很多。
　　家人对我的高考，抱着很大的期望，总盼着我能录取，哪怕是中专都行，好歹能洗脚上岸，免去一辈子务农之苦。奶奶就经常说我瘦得没一点肉，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若是不会读书参加工作，怎么养活自己。
　　高三下学期的紧张，还是突袭而来。对每次考试成绩和排名的斤斤计较，让我们一个个埋头在昏暗的油灯下奋笔疾书。早读时我不再写小说了，但仍不读语文和英语，一门心思投入到感兴趣的数理化上去了。
　　但学习上的松懈还是不时抬头，那时各乡镇开始建设电视信号差转台，播放港台电视剧。房东家里有一台黑白电视，能清晰收到镇电视台播放的《楚留香传奇》，从晚上8点轮播到凌晨4点，一下子便把我和室友吸引了。下自习后，我和室友便丢下课本，端坐在电视机前，守着看完所有的剧集。
　　接连看了两个晚上，实在困极了，室友的闹钟也没有吵醒我，直到父亲推开我租住的房门，把我喊起床。
　　父亲清早从家里出发，走了二十多里山路，来给我送新鲜的炒菜。他看了看眼惺忪的我，没有骂我，也没有说什么，留下菜，转身就走了。
　　我呆立门边，看着父亲走过第三幢屋角。清晨的阳光已爬上屋檐，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晃，就看不见了。
　　那一刻，我似乎听见一声沉重的叹息——来自父亲的心头。
　　震耳欲聋。
　　我事后才知道，父亲先到了班上，没看到我。班主任老师还以为我在学校后山读书，之前我和同学都有过这样的校外早读。父亲又在后山找了一遍，没找到我，于是试着来到了我租住的民房，看到了失望的一幕。
　　我的心，突然似被锋利的刀片划过，比小时犯错挨打时更疼，刀口流出的不是血，而是源源不断的羞愧和自责。那份刺痛，几十年来刻骨铭心，时至今日回想，眼角仍然湿润。
　　我的学习态度终于端正起来，不管最终能否考上大学，至少我在这所剩不多的学习时间里要更加努力，稍微去抚平心中的羞愧。
　　第二次模拟考试，我的成绩再进一步，据老师分析，分数达到了模拟录取线。这完全得益于数理化的高分。英语成绩不理想，英语老师曾找我谈心，但我确实对英语学习无能为力。既然英语无法提高，我越发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数理化的学习上，争取拿更多的分数。
　　但第三次模拟考试，给了我当头一棒。英语分数一如既往地低，而数理化发挥又不够理想，总分与学校预估的录取线偏离较多。
　　离高考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找到班主任，说不想在学校读书了，我要回家休整一下。班主任不同意，但我不管不顾，直接卷起被子和书本，跟室友说了一声，就回家了。
　　父母对我的回家很惊讶，更惊讶的是，当晚十点多钟，班主任在室友的陪同下，从学校找到了家里。他们苦口婆心劝我回校复习，毕竟接下来的时间很关键。
　　但我不为所动，最后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我既不在家，也不上学，而是投奔在临近镇政府工作的大哥，自学备考，若是学习上有疑惑，大哥还可以辅导。
　　就这样，高考前最后一个月，我留在大哥的宿舍里，自己复习备考。我喜欢每天早晨，夹本书沿着宿舍墙外湖堤漫行，边走边记考点，累了则找个石块或土墩坐下，看野鸭子戏水，看附近的村民洗衣。偶尔还有渔船划过，扯起渔网，让我想起父母在田地里的劳作，种出一家人的四季。大哥下班回来，有时会带半斤饼干，我吃上几片，再埋头做题。草稿纸越积越厚，距离高考也一天天近了。
　　我的高考考场，安排在县城的实验小学。那时不像如今，有这么多的送考家长。高考前两天，我收拾行囊，离开了大哥的宿舍。再次回到学校，和同学们一起乘车去往县城，住在一家老旧的宾馆里。入住的当天晚上，大家都比较兴奋，喧闹声直到过了晚上十二点，才渐渐低了下去。
　　去看考场时，县城下起了瓢泼大雨，浑身湿透的我，只得脱下鞋子，从县一中读书的同村人处，借来一双凉拖鞋，走过拥挤的西街，走进考点的大门。自始至终，我都紧紧捂着用塑料袋包裹的准考证，不敢湿了半点。
　　高考结束，我感觉尚可，但对录取大学并不抱很大希望。回到家里，上山放牛，下地干活，我把自己晒得黝黑，并在忐忑不安中，等来成绩查询的时刻。
　　大哥骑车去了学校问询，回来告诉我成绩不理想。尽管有思想准备，但我脑海里嗡地一下，一片混乱，手中拿着的镰刀把握不住，掉落在地。
　　看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大哥突然笑了，说是骗我的，我的成绩还算不错，估计可以上个大专。
　　最终录取结果出来，我以高出录取线2分的成绩，录取到了市区的师专。而那年，我的同学中，一共有七人超过了录取线，成为学校历史上录取人数最多的一届。但就在那年暑假，学校高中部整体并入了一所新建的重点农村中学，我们又成了这所农村高中培养的最后一届毕业生。没想到，我们有了挤上独木桥的幸运，却从此没有了母校。我那段青涩时光，随着高考的结束，刻印在那张薄薄的毕业照片上，并在岁月流转中渐渐发黄。
　　二十九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年高考，考的不仅是一个录取的分数，还有一个农家少年背负着田野的期望，写下对未来的初步答案。那是人生答卷上第一道真正的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