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张宏伟

　　作为儿子，三十岁之前，我竟从未想过要去写一篇关于父亲的文字，因为和母亲相比，父亲在我人生中留下的印记太浅了。不过这几年，我却渐渐改变了想法。
　　我的爷爷是个农民兼赤脚医生，看过几本中医书，会抓药治一些简单的病。可惜，爷爷这看病的本事没有传给他任何一个子女，否则，我的父亲、伯父和姑姑们中必定有一个老中医了。
　　爷爷和奶奶共生有六个儿女，长大成人的却只有五个，小时候我总不明白，为什么有大姑、三姑和细姑，却没有二姑呢？这个疑团藏在我心中好些年了，直到后来某次晚饭后我问母亲，母亲才说，二姑原来也是有的，只是九岁时，放牛不小心从牛背上掉下来摔死了。母亲这轻描淡写的回答引起了我心中更多的涟漪：爷爷不是医生吗？为何不把二姑救活，还有，爷爷莫非是因为没救活二姑，便不把看病的本事传给他的子女？不过我终究是没敢再多问。
　　我的父亲出生于1958年，是爷爷和奶奶六个子女中最小的。父亲出生的次年，便是三年困难时期，爷爷一家是如何熬过三年的饥荒，把孩子们养大的呢？我曾多次在吃饭时问过父亲，父亲没多解释什么，只是反复提到红薯这个词。是的，父亲最讨厌吃的东西就是红薯了。据他讲小时候粮食产量很低，一个星期难得吃到一顿饭。没有饭，用什么来填饱肚子呢？便是红薯了。红薯好长得很，无需费工夫去照看，只要种下几株苗，秋天就能收一大片。所以他们当年是睡在红薯上，一日三餐都是红薯。一个东西，吃了十几年都吃孬了，也难怪父亲如今这么讨厌红薯。
　　当年艰难的岁月，就这样过去了。改革开放后，父亲也二十多岁了，他从收音机里听说了外面世界的改变，便背上行囊毅然决然离开了农村的家去了城市。
　　父亲坐上轮渡，去了对岸的九江。父亲在九江待了半年，又去了大都会上海。
　　上海既是旧时的大都会，十里洋场，又是市场经济的前沿，高楼林立，这可让父亲大开了眼界。父亲在上海也待了几个月，一边打打短工，一边到各处名胜游赏。等到他把上海也玩厌了之后，便又买了车票南下去了广州、佛山、珠海和深圳等地。他在这些地方都待倦了，才收拾行囊回家。此时距离他出门已过了几年。
　　爷爷奶奶怕他再离去，便让我的姑父给他在镇上的厂子里介绍了份工作。父亲自觉离家太久，有些对不住爷爷奶奶，便顺从了家里人的安排。再之后，便是经人介绍认识我妈了。
　　父亲和母亲当初到底是谁先看上谁的？这个问题小时候一直萦绕在我心底，不敢问。毕竟我出生之后的十几年中，父亲和母亲大吵不断，直到我上了大学，双方那种剑拔弩张的氛围才缓和不少。如今，他们都已是年过六旬的人了，我才觉得他们真正像是一对和睦无间的夫妻。
　　父亲不爱说话，从记事时起，我便很少与他说话。家里有一本老的相册是父母结婚时买的，那里面有很多父亲年轻时拍的照片，包括我们小时候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父亲抱着我坐在一匹仿真的马上，至今看来依旧憨态可掬，让人忍俊不禁。这大概是唯一一张父亲和我的合照了。
　　去外地上学后，我和父亲的沟通更少了。每周我都会给母亲打电话，而极少打电话给他。因为，每次给母亲打电话，她总会问个遍，而打电话给父亲，他只有一句“吃了吗，要按时吃啊！”
　　疫情年是个转折，这一年我因为手术延误，导致右眼失明，之后的大半年里住了好几次院。有一次父亲主动请缨来照顾我，晚上就在我旁边的一张椅子上靠着睡觉。我说要给他加一张陪护床，他坚持不肯，说将就着靠着睡就行了。这番话让我感动得落泪，直到这一刻，我才意识到，父亲其实一直都很爱我，只是不善言辞罢了。
　　从疫情以来的这六年，我一直在工作生活与治病之间来回煎熬，父亲从未主动鼓励，也没有任何抱怨和叹息。他一直默默地在工地上打工挣钱，从工地回来后给我炒好吃的菜，买好吃的水果，仿佛我还是中学时代那个没长大的孩子。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的年龄，也忘了我的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