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告胡子”父亲

　　聂世淦
　　“告胡子”是九江方言对“叫花子”的谐称。
　　因为父亲不仅衣着邋遢，蓬头垢面，而且生性怯懦，遇事退让隐忍，逆来顺受，缺乏担当与阳刚，就像“叫花子”被人们在身后唾骂，甚至被顽童抛石块一样不敢反抗，所以，母亲便叫他“告胡子”。
　　其实，父亲是有职业的，他是新洲国营垦殖农场职工。这个工作在当年算得上是吃“皇粮”，按月发工资，旱涝保收。可是，因为父亲目不识丁，胆小怕事，唯唯诺诺，从不与人争强斗胜，因此父亲在农场备受欺辱，从没有勇气抗争，用母亲的话说：“人家把痰吐到脸上也只会默默揩掉。”因此，只见父亲的年龄增长，不见他的工资增长，微薄的收入只能对付他自己。
　　我读五年级那年的一个春天，下午放学，我和五六个同学一道回家，一路上我们追逐打闹，猛然间，我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他头戴破草帽，上身还穿着油污污的棉袄，下身的裤子沿裤缝裂开近五寸长的口子，身背发白的黄书包鼓鼓囊囊，在路边蹒跚前行，我知道这是我的父亲，但开始懂得要面子的我却装着没看见，跑到路的另一侧企图绕过他。谁知视力不好的父亲竟然在孩子群里认出了我。只听到他大声喊道：“老三，莫在公路上乱跑，小心来往汽车！”
　　同伴们听到喊声立刻停下来，大家惊异地打量着我衣衫褴褛的父亲，又迟疑地相互看着，好像在问“这人是谁？谁又是老三？”
　　这时，我村里的同伴认出了这破衣烂衫的人是我父亲，便高声叫道：“快看呀！这是淦伢子的爹爹，像不像告胡子？”
　　这喊声如五雷轰顶，炸得我两眼发黑，我顿时恼羞成怒，追着那位同伴扭打在一起，要不是父亲赶上拉开了我们，那小子一定会被我揍得鼻青脸肿。这次父亲的形象让我在同学面前丢尽了脸，当天晚上，我不再像以前那样与二哥抢着同父亲睡了，并且，从那以后，我为有这样一位形象委琐，木讷无能的父亲而感到羞愧和耻辱，也不愿再和父亲一道出现在公众场所。
　　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喜欢去父亲所在新洲国营垦殖场度暑假，因为那里没有熟人讥笑我，而且还有许多新鲜事物能满足我的好奇心。初一那年暑假，我又去了父亲的农场，正是这个暑假的经历，彻底改变了我对父亲的看法。
　　新洲国营垦殖农场位于长江江心洲的下游。因为父亲身体差，干不了高强度的体力活，便被安排在农场食堂做帮厨，干了几年后，挑水劈柴的事又拿不下来，领导干脆让他去放牛。其实，看护喂养十来头牛一点儿不比帮厨的活儿轻松，母亲认为这是农场领导看父亲老实而欺负他。所以父亲的工资是农场里最低的，几乎很少拿钱回家，最好的时候父亲给母亲三五块钱，还是他从牙缝里节省出来的，这对有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家庭来说是杯水车薪。因而，每年生产队年终折算，我家年年都为超支户，须向队里缴上三五百元钱才能买回下半年的口粮，但仅凭父亲那少得可怜的工资无论如何凑不出那么庞大的数目，于是，我们一家六口人半年的口粮就被扣押在生产队仓库里。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母亲只得让我们一天吃两顿，那时我们兄弟姐妹又都处在长身体阶段，经常饿得晚上睡不着觉。父母看在眼里，除了唉声叹气，一筹莫展。
　　去新洲，我们本可以从新港渡口坐轮渡直接去新洲的官洲渡口，但船票是从新港到江洲洲头渡囗的二倍，为了节省两元船票钱，我和父亲只坐了直达长江对岸的洲头渡口的轮渡。下了船，父亲和我便沿着长江大堤向东缓缓而行。尽管夏日炎炎，但江风习习，拂面而来，让人感到十分惬意。我一边走，一边望着江面上来往穿梭的白帆，看鸟儿在水面上自由飞翔，看江豚在波浪中时隐时现，我如痴如醉忘了酷热和疲惫。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我们走了一半路时，老天突然下起了滂沱大雨，我们一时无处躲藏，父亲迅速脱下他的上衣披在我头上，而自己光着上身在雨里淋着。虽然有父亲的衣服罩着，但雨水还是把我淋成落汤鸡，当我们冲进路边的一家农舍时，我和父亲都像从水里爬上来一样浑身湿透，好心的房主大妈拿来一条干毛巾，让我们父子俩擦干了身子。
　　夏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雨停了，太阳从云缝中顽强地钻了出来，光柱打在奔涌的江面上五彩斑斓，如画似锦，这景色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们走了近三个小时才到父亲所在的农场，农场在江心洲的最下游，与湖口石钟山隔江相望。那年父亲在农场放牛。每天大清早，我便帮着父亲赶着十来头牛来到堤外的河滩上，夏天的河滩水草丰茂，牛儿们有鲜嫩的草儿吃，一般不需要看管，父亲和我坐在河柳荫下，一边吆喝走远的牛儿回群，一边为我讲朱元璋和陈友谅大战鄱阳湖的故事，不知不觉父亲一时忘了看牛，等他醒悟过来时，一头牛犊不知什么时候下到了河水里，在浪潮中慢慢远离河岸。此处正是长江水和鄱阳湖水汇合之处，波涛汹涌，水流湍急。只见父亲箭一般冲到水边，一个猛子扎到水里，飞快游到小牛边，牵起牛绳把小牛往岸边拉，但水流太快，不断把小牛和父亲往下冲，我不禁为父亲担忧起来，十多分钟后，父亲才在下游二百多米处把小牛拉上了岸。我心有余悸，问父亲如果江水把他冲走了怎么办？父亲毫不在乎地说，“没事，我经常从这里到对岸的湖口游来回。”父亲一脸的云淡风轻，好像他刚才遭遇的不是生死考验，而是一件寻常小事。望着波涛翻滚，激流澎湃的江水，我不禁对父亲充满敬佩，懦弱无能的父亲突然在我眼中变得高大威猛起来。
　　就在那个暑假，父亲教会了我在长江里游泳，我还掌握了几种特别实用的水上技能，如踩水、仰泳、潜水。但不管我的水上功夫如何了得，父亲就是不让我游到江中央，他说江中心不但水流太快，而且明漩暗涡让人防不胜防，稍有不慎，就会被卷入江底。
　　也就是在那年，农场棉花大丰收，年底分红，父亲分得了五百多元的年终奖，这在当年是一大笔钱，除了还清了我家在生产队里的多年欠账，母亲还将剩下的钱为家里添置了几件大家具：木床、五斗柜、衣柜和一张书桌。这些家具使家徒四壁的屋子平添了色彩和生气，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希望。
　　然而，父亲并没有因为这个前所未有的贡献而沾沾自喜，他一如既往平静地往返于农场和家中，一如既往地倾听着母亲的唠叨和责骂，一如既往地承受着外人的轻蔑和鄙视，一如既往地精心看护着农场的牛群，一如既往地穿着那身打满补丁的衣服和那双后跟开裂的解放鞋。
　　1973年，我上了高一，我再没机会去父亲的农场度暑假了。
　　长期的食不果腹和繁重的劳作让本来孱弱多病的父亲摇摇欲坠，由于缺乏营养，他的视力越来越差，右眼已几乎失明，面部肌肉不停痉挛，双手也不受控制地颤抖，但父亲仍然强打精神坚持去农场放牛。有次父亲回家，大姐见他步履蹒跚，病态龙钟的样子，毫不犹豫地去了农场，为父亲办理了病退手续，那年他五十二岁。
　　1980年2月，我正在师范读书，父亲彻底病倒，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医生告诉我们，父亲已是血吸虫病引起的肝癌晚期，时日不多。当年六月父亲走完了他苦难而平淡的一生，享年6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