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旭东

　　石鼓钟灵：山水奇观与文化根脉

　　江右艾城西七十里，今渣津镇帅塅村深谷中，藏一幽邃山坞。坞内巨石拔地而起，高逾数丈，周广十丈有余，顶圆底方，形似巨鼓，状若苍璧。石表光洁莹润，纹理如波，叩之铿然有声，堪称鬼斧神工。每逢阴雨天，山风穿石窍则“咚咚”如擂战鼓，骤雨击岩面则“硿硿”似鸣金钲，其声清越，远播数里。世人叹其奇绝，比之彭蠡潮声之壮，故称“石鼓”。

　　一方石鼓孕灵秀，千年文脉润乡邦。此石采日月精华、凝天地灵气，不仅成就“风雨鸣金鼓”的山水奇观，更以“石魂孕文心”的底蕴，滋养着帅塅绵延不绝的耕读传统。先民慕其清幽，结庐而居，诗书传家，代有才俊；清末民初，更有一位风度翩翩、学养醇厚的儒士，慕石鼓之名傍石筑庐——他枕泉声、伴松涛，以石为邻、以文为伴，潜心治学，名动乡邑，便是被尊为“石鼓居士”的一代乡贤诗人帅丹炉先生。

　　儒风济世：儒者本色与民生实干

　　帅丹炉（1877~1948），字人杰，自号“石鼓居士”，又号“丹炉揭晓”。其先祖以儒学传家，诗书继世，为古艾望族。先生自幼天资禀赋，敏而好学，总角之年便博览经史，十四岁试作八股文，辞章典雅，立论精当，一时轰动州邑；二十五岁赴院试，策论冠绝全场，名列正案前茅，入县学深造（时称“食饩胶庠”）；二十八岁起，先后执教于凤巘高等小学、修水县立国民学校，三尺讲台育桃李，文风自此蔚然。

　　丹炉先生不仅以文名世，更以实干济民。民国四年（1915年），他出任修水县崇德镇自治会议长（镇治即今马坳镇，辖崇乡四十一都至五十五都）。上任伊始逢大旱，农田歉收，饿殍遍野，奸商囤积居奇，粮价飞涨。先生焦急如焚，召集商户粮贩晓以大义，劝导平抑粮价；并率先捐出家中存粮，多方奔走筹措粮款，设棚施粥三月，终救活灾民数千。此举深得民心，威望日隆。

　　民国八年（1919年），先生当选修水县自治会会员、县自治参事会副会长，后又当选江西省议会议员。在任期间，他力推“兴学助教、整饬乡规、疏浚河道”三大政纲，主持修复县学学宫、创办新式学堂，使修水文风一时冠绝赣西北。某年夏汛，司前艾城桥被洪水冲垮，两岸交通断绝。他遂与乡绅一道，日夜守在断桥边募捐——草鞋磨穿了底，嗓子喊哑了声，终将建桥款筹集齐备。新桥落成剪彩那日，锣鼓喧天，乡民云集，地方政府特赠“功济乡梓”匾额以示谢忱；先生作为首倡者，与地方官员共同执剪，身影定格在乡亲们的欢呼声中。

　　任省议员时，先生每月必抽三日光景返回修水，常在县城衙前、鹦鹉街古戏台前手持铜锣，宣讲禁止买卖女童的律法，动员妇女剪发放足。见妇女放足后仍遭丈夫打骂，先生索性创设“夫足会”，让男人们轮流上台立誓：“若再逼妻缠足，甘受族规杖责！”尤值一提的是，当时修水多地重男轻女之风盛行，溺女婴现象频发。先生痛心疾首，联合乡绅创办“育婴堂”，亲题楹联“稚子无辜，莫使赤子泣黄泉；苍天有眼，当留明珠照人间”，并带头捐银数百两，拯救女婴数百名。由于举措得力，溺女婴这一陋习得到有效遏制。

　　血色家风：一门三烈的红色传承

　　丹炉先生的长婿与两位儿子，皆怀救国之志，为革命事业英勇捐躯，谱写了“一门三烈士”的红色家史。

　　朱师孟（1904~1933），先生长女婿，派名奕浩，号贵民。其父朱隆鏸与丹炉先生同为清代廪生，志同道合。师孟与先生长女帅建英从小相识，青梅竹马。他自幼受岳父学风熏陶，1923年从铜鼓养政学堂考入省立师范学校，在校期间接触《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毕业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2月，他进入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后回到修水创办农民协会，发展会员千余人，并深入黄荆坑、排形等地组建党支部，并创办应兴列宁初级小学，亲任校长。1931年9月，任修水县苏维埃第一列宁高级小学副校长；1932年初，任台庄区苏维埃政府秘书。1933年不幸被敌逮捕，狱中遭酷刑仍坚贞不屈，牺牲于铜鼓金鸡桥。

　　帅重安（1909~1932），先生次子，1927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随部队转战至文家市，途中与队伍失散后潜回家乡，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30年修水“红色五月”大暴动后，他任渣津市苏维埃赤卫大队长等职，率队配合红军粉碎国民党“清剿”，令敌人胆寒。1932年因叛徒出卖被捕，敌人以高官厚禄利诱，他怒斥：“革命者可杀不可辱！要我投降，除非太阳从西边出！”同年4月英勇就义，年仅23岁。

　　帅建华（1914~1935），先生幼子，化名周绍武，毕业于江西省立第十五中学。他年少聪颖，好学上进，在姐夫朱师孟、二哥帅重安的影响下投身革命。1929年加入红五军，随彭德怀转战湘鄂赣边区；1934年参加长征，据传曾在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1935年于长征途中牺牲，年仅21岁。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回信确认其牺牲事实，可惜信件在“文革”中被毁。

　　诗以铸魂：风骨与文脉的永续

　　丹炉先生雅好诗词，笔下多咏山水、抒胸臆之作，风格清逸宕荡，兼具家国情怀，有《石鼓山房诗草》行世。其挚友、例授文林郎郭文蔚评曰：“其才思浚发，意趣横生，或状溪山之雄风，而岳起笔端；或感身世沧桑，而声留纸上；或宾朋答赠叙情致以缠绵，或岁序迁移慨光阴之流转……”此评恰如明镜映文心，将先生“山水铸骨，岁月铭情”的诗风展露无遗。

　　先生体貌魁梧，性格豪放，每于微醺后必纵笔挥毫，气势汪洋恣肆，其《七绝·酒醒》中“世上荣华都是假，不如归我旧茅庐”，与《七律·山居》“物我相忘意自超，放开眼界任逍遥”“谁是英雄耐洁操，林泉得意乐陶陶”“世途名利今何在？隐逸人高节亦高”等诗句，以酒酣墨畅之笔，将超脱名利、坚守隐逸高洁的精神追求倾泻于笔端；其《七绝·海棠花》云：“海棠花发静娟娟，别却尘埃独自妍。不与牡丹争富贵，清高到底似神仙。”诗人以海棠自喻，“形→境→格→韵”层层递进，托物言志，彰显了乱世中知识分子特有的清醒与孤傲。

　　兵荒马乱之际，先生接连丧子失婿，悲愤交加却以诗明志，笔力愈见苍劲。《七律·夏日偶成》中“哪怕长江风浪险，不操舟楫自无惊”，尽显临危不乱的坚韧；《客邸清明》“浮生供养须当孝，烈士焚身不愿臣”，道尽深沉家国情怀；《春日旅馆书怀》“斯时志气如囚凤，乘势英雄会斩蛇”，暗藏困厄中破局的壮志。其哭吊诗三首尤具张力：《哭金菊仙夫子》“正寝而终非是善，善终正是死沙场”，以“死沙场”定义忠义之“善”；《哭吴都司》“后来青史留名目，姓字留传万古香”，以“青史”寄寓不朽之志；《吊黄西窗母》“人到归真何惜死，世多忍辱尚贪生”“本来素质无尘染，至此冰心似月明”，以生死观照人格高洁。这三首诗借古喻今，将个体之死与理想、现实相勾连，超越私人悲痛，升华为对忠义精神的礼赞。

　　先生一生著述宏富，然岁月流转，惜大都散佚，幸有《石鼓山房诗草》存世，这部凝聚其心血的诗集，先后于2007年、2010年在天津、上海拍卖会上亮相，以其深厚文化底蕴与稀缺性引动学界与收藏界轰动，足见其诗名之重。

　　先生的诗名与德望，在修水一带并称双璧。他将治家理念熔铸于诗行：《七绝·示勉诸子》中“诗书竭力尽搜罗，须识光阴疾似梭”“诸子诚能树一帜，端然不怕古人多”，《七绝·试颖》“教子与吾勤稼圃，为官那个守清廉”，皆以警句劝勉后辈勤学自立；更以七律《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系列，将儒家八德化为“更期竭力同勤养，模样留些与子孙”“岂徒夙夜忧君国，须要慈祥爱子民”等谆谆教诲，字字珠玑，尽显儒者风骨。

　　先生不仅以诗教子，更以躬身示范践行家训：遇乡邻纠纷，必以“礼义”化解，不求强权而求公允；家中米缸常年为贫寒学子预留口粮，雪中送炭不问回报。正是这种“诗教”与“身教”的融合，让八德精神如春雨般浸润后辈心田——女婿朱师孟变卖家产资助革命活动，成为湘鄂赣苏区教育事业的开拓者；长子帅建陆（号挽沉）毅然弃政从医，以医者仁心延续家族“务实为民”的初心，传为乡里美谈。

　　先生以“诗心映月”之怀铸就“风骨流芳”之魂，其精神血脉迄今已传六世。后裔或潜心学术，于典籍中续接文脉；或悬壶济世，疗愈病痛于无声处；或投身实业，以经世济民之怀践行担当；或寄情艺苑，以笔墨丹青传承雅韵——各行各业皆有建树，不负先生“立己达人”之教。这不仅是先生一家之福，更是其“清白传家、诗书继世”家风绵延的生动见证。

　　“乐则行兮，倦则止，饥且食兮，渴且饮。醉眠醒兮，红日起。睡眼朦胧兮，看不明，人家都在烟霞里。抱吾璞兮全吾真，守吾拙兮忘忧喜。”先生在《石鼓记》中，以自然率真之笔，尽展随意自适、抱朴守拙的人生态度。如今，石鼓依旧，松涛泉韵如昔；先生那“抱吾璞兮全吾真”的赤子之心与“守吾拙兮忘忧喜”的通透心境、超然物外之境，亦随烟霞永驻，化作帅塅村的精神圭臬，与石鼓一同见证着山河无恙、文脉永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