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师专，历史的一个符号

　　熟悉三里街，是因为九江师专。20世纪80年代，九江仅有九江师专和九江医专两所专科学校，九江师专招生规模比医专大得多，名气也响亮。
　　九江师专的大门在当时是相当气派的，进门就是一条较陡的坡路，路两边是树林，高大的梧桐树下几米远一个长条石凳，同学三三两两在石凳上坐着看书聊天。进入校园看到的第一栋楼就是图书馆，一楼借书，门口还开着个小书店。那是文学、哲学、心理学受追捧的年代，只要小书店上架这些书籍，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叔本华、柏拉图、弗洛伊德、泰戈尔、雪莱、普希金等人的作品很受欢迎，南叔曾在小书店奋力抢购到《生存空虚说》《查拉图斯拉如是说》《梦的解析》《雪莱诗选》等书。青春热血的年纪，有好书，真可当饭吃。图书馆抢座位也是干劲十足的，早上买三个油饼，就可以在图书馆里泡一整天。那时看的主要是文学作品，一两天看完一本小说，中文系的学生很容易把小说当作专业书。记得有个“老夫子”同学曾在图书馆门前一本正经地对南叔说：“你要看点正经书，不要整天看小说。”南叔当时一头雾水。说话的人后来考到浙江的一所大学读研，再后来就留杭州工作了。
　　沿着主道往前，有一栋四层高的楼，楼前是运动场。大一时，中文系两个班、近二百人挤在阶梯教室上大课，乌泱泱的谁也不认识谁。那时老师上课没有话筒，面对二百来人讲一上午，上课时同学都很安静，想读书确实是大家的共同愿望。
　　最吸引人的是食堂的伙食。那时师范类大学生免伙食费，学校每个月发30斤饭票、15元钱的菜票。伙食好又便宜，医专、卫校的人经常到师专来打牙祭。一块大肉饼三角钱，油饼、油糍是一角钱三个，三角钱能吃上一顿好饭。晚自习后还可以到食堂用饭票兑饼干吃。南叔因身体瘦弱，吃饭不好，一顿二两米饭都吃不完，每个月结余的饭票都送给饭量大的男生。
　　师专中文系有一批很有学养的老师，他们大多经历过上山下乡，或者曾在农村种田，恢复高考制度后考上大学分到师专任教，对教职格外珍惜。
　　教现代文学的李彪老师，人长得气势磅礴，大头大脑大眼睛，从上到下都是圆形的，声音洪亮。讲起鲁迅时，他两眼发光，圆而鼓突的眼珠特别犀利有神。他讲钱钟书，说钱钟书的语言刻薄而幽默，贬损卖弄者是趴在树梢上的猴子，露出红屁股。在他的鼓噪下，南叔一口气翻阅了《围城》，发现确实如他所言。他讲民国文人吊膀子的事，青春勃发的青年们听后都浮想联翩。李彪老师一口气能讲几个小时，口若悬河，声如洪钟，他的课堂上时而引发我们哄堂大笑，时而引导我们深思。那时他是系主任，每天昂首阔步精神抖擞的，只是离开师专后再也没见过他，再后来听说他仙逝了。
　　上外国文学的是傅加令老师，他颀长的身材，总是穿着熨烫得挺直的烟灰色中山装，瘦削的长脸上架着一副厚厚镜片的黑框眼镜，说话有点颤巍巍的。傅老师是研究比较文学的，讲课斯斯文文，很绅士。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求同学写作，每讲完一个章节，就给大家布置一篇小论文。记得傅老师讲《巴黎圣母院》，就要求大家写鉴赏文章，南叔当年写了一篇《卡西莫多——一个是非观模糊的人》。对卡西莫多的看法有别于惯常见解，被傅老师高度肯定。傅老师的教法，当时并不被大家理解，毕竟带着写作任务，对大多数学生而言是一件费劲的事，但它日后对我们的影响深远。南叔到南昌大学读书，乃至后来赴江西师大读研，毕业论文不需导师修改一个字，这和当年傅老师的经常性布置写论文是有一定关系的。
　　讲文学概论的是张正治老师，他个头不高，身板结实，声音特别响亮，上课的劲头和李彪老师不相上下。声浪澎湃，坐在第一排，有时会觉得有唾沫飞溅，他讲“兴观群怨”，讲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南叔当年抄了几大本笔记。
　　当代文学是罗龙炎先生教的，他是一个很有文人浪漫气质的人，讲舒婷，讲北岛，讲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把大家都带入一种如痴如醉的状态，排队抢购畅销的书籍，舞文弄墨写诗作文热火朝天。每个人心中的文学梦都被他点燃起来了。同学聚在一起谈论的是文学，写情书必定要写上一首诗。南叔在校庆时写的小说获第三名，第一、第二名获奖者均已参加工作。
　　风度翩翩的钟明立老师教古代汉语，讲文言知识风趣幽默，一点也不枯燥，再加上他的人长得也生动不枯燥，大家很是喜欢，自然有爱屋及乌之感。听说后来他携娇妻调往一所重点本科院校。
　　古代文学课，是朱阿正老师教的。他讲课凝练传神，令人难忘。那时他年纪尚轻，清瘦的面庞上，一双眼睛恰似齐天大圣的火眼，灼灼有光。他讲古文，总爱联系当下。印象最深的是《与朱元思书》一课，他说起自己求学时，曾循着文句，游历富阳至桐庐的山水。或许是他描摹得太过动人，让人心向往之。课后，竟有几位男生揣着七元钱，一路逃票往杭州去了。如今偶尔在网上和朱老师闲谈，发觉他风骨不减当年，反倒愈发热忱刚直，依旧是满怀热忱、神采飞扬的模样。
　　德育课总容易落在宏大的叙事里，抽象的说教一多，便少了趣味。偏偏德育课又是每学期的必修课。记得有一回课堂上还有记者在场，授课老师侃侃而谈：“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南叔当时递上去一张纸条，那句问话，时隔多年依然清晰：“老师，您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请问您的婚姻里有爱情吗？您的婚姻生活，算不算道德？”老师当众读出纸条，一时有些局促，缓缓答道：“我们那时候下放乡下，爱人是公社妇女主任，由公社书记做媒。见了一面，觉得合适，便定下了。要说爱情，应该是有的，我们养育了两个孩子。”年少轻狂的南叔当即接话：若是只看繁衍，成年的鸟兽共处一处也能诞下幼崽，怎能以生儿育女作为爱情的凭据？这场猝不及防的诘问，老师始终坦诚从容，学校也没有上纲上线。如今回想，那时的师长与校园，有着难得的修养与包容。
　　升入大二，两个大班拆成三个小班，每班五六十人，总算有了固定教室，同窗之间慢慢熟稔。青春心绪悄然生长，悄悄萌生情愫的同学多了起来，其中好几对修成正果，毕业后又恰巧分到一处，很快成家，生儿育女。彼时的南叔心思迟钝，身在其间，竟全然没有察觉。当年读大学的女生本就稀少，近百人的中文系大班，女生不过十余人。
　　周末的晚上，师专运动场上会放电影。各系学子扛着板凳，络绎不绝地前去占座，浩浩荡荡，热闹非凡。南叔也去看过几场，只是影片的内容早已模糊，一点都记不清了。唯独在学校附近劳动影院看的一部台湾电影，主题曲《搭错车》的旋律，还隐隐留在记忆里。那时的周末，南叔多半泡在图书馆，或是去校外的溜冰场。时隔多年，再碰冰场，反倒心生怯意。
　　大一下学期，春日渐暖，校园对面山岗被晴日照得动人。一个周末晴天，南叔和英一早从食堂买了油饼，当作午饭，结伴上山读书。正午暖阳铺洒下来，刚抽新绿的草地绵软如天鹅绒。南叔躺卧在草地上，望着流云蓝天，不知不觉沉沉睡去。醒来时，夕阳已经西斜，暮色漫上山头。想要起身，只觉浑身酸软无力，头痛如裂，阵阵反胃呕吐，腰腹间一阵空落落的闷痛，束手无策。英半扶半拖，艰难把南叔送回学校。当晚，英和平君又陪着到校医室打针服药，可病情不见好转，愈发沉重：吃不下东西，呕吐不止，腰痛得无法站立，还出现了血尿。校医诊断为肝炎，建议转送传染病院。消息传开，寝室里人心惶惶，同学们都担心被传染。
　　老谢、老费几位同学，骑车送南叔去往传染病院（今市三医院）。老谢是本地人，性情热忱。校方协调，请医院收治，可一番检查下来，结果并非肝炎，院方不肯收治：没有传染病的人留在院内，反而有被感染的风险。道理诚然如此，可病痛分毫未减。室友们依旧信服校医的判断，心存忌惮。不愿拖累众人，南叔只得回家休养一个月。数学系的平君便时常来中文系听课，帮着抄录笔记。返校之后，南叔埋头苦读，各门功课都拿到高分。多年之后工作，南叔再次突发和在大学一模一样的病症。到市一医院检查才真相大白，是尿路结石梗阻，积水引发指标异常，碎石之后，当日便好转。想来当年校医临床经验有限，被表象误导，把结石剧痛，误判成了肝炎。
　　师专后方是浩渺的白水湖。湖水退落之后，大片草滩显露，滩上散布着一方方大小不一的浅洼水塘。夏初水未涨满，晴好的周末午后，总想着寻些野趣。南叔约上平君，提着水桶去白水湖捞虾。平君自小在乡间长大，熟稔农活，片刻之间就把一方浅洼的水舀干，塘里的龙虾活蹦乱跳，两人俯身捡拾，不多时就装满两大桶。当晚，众人拎着龙虾到三里街的小巷餐馆，请店家加工一大盘，余下的都送给老板。又叫上爱民几位同乡小聚，爱民还跑到校门口小卖部，买回一瓶白兰地。一群囊中羞涩的少年，就着鲜美的虾，把酒闲谈，滋味绵长。
　　学校后门之外，是连片菜地，春日里荠菜长得肥嫩。南叔卧病、食不下咽的时候，英特意跑到后门菜地挖来荠菜，仔细洗净，再托平君向门卫借来锅灶，炒好送到寝室。那一碗荠菜，南叔竟吃下大半。那时南叔头痛难眠，许是春日草地水汽侵体，受了风寒。英每晚坐在床边，替南叔轻轻按揉太阳穴，直到南叔沉沉睡去。
　　英曾对南叔说：“我们是相隔百年也不会生分的朋友，我们是从来不需要说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知己。”很多很多年了，南叔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耳边响起这句话，恍惚白香山在风雪夜和刘十九围炉而坐，喝着绿蚁新醅酒般的温暖。于南叔而言，匡庐山下，白水湖边，英的这份情谊，是心底最难忘的珍藏。
　　世事变迁，后来九江师专、医专等几所院校合并，组建为九江学院，“师专”这个名字渐渐淡出。每次路过老校门，当年光景历历如在眼前，只是往事随风飘散：不少师长已然辞世，昔日同窗，大多染上风霜，更有几位老友，早早离场。后来，校舍再度易主，这里成了同文中学的浔东校区，地图之上再也寻不到九江师专的踪迹。九江师专，终究化作一页尘封的历史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