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穿上军装

　　施元华

　　我没有当过兵，却在20岁那年穿上军服，照了有生以来唯一的戎装照片。
　　懂事以后，我看了不少打仗的电影，极其羡慕军人。王心刚、孙道临、郭振清、李亚林、冯喆，张勇手、刘世龙、张良等人在剧中扮演的角色是我一直向往的偶像。读中学后，父亲那顶带帽舌的土黄色棉毛旧军帽，我总觉得依旧留存着他在抗美援朝冰天雪地中的体温——每到寒冷刺骨的冬天我都会戴着去上学，这么一来就觉得自己有有几分军人的模样。过了几年，我去大队学校当了教师，1976年征兵工作开始前，我与父亲谈起想参军的事，父亲坚定支持我。当我沉浸在参军的喜悦中时，接连好些天，我感到看东西有些模糊，远处偏小的字尤其看不清楚，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到公社卫生院检查，测过视力表，医生告诉我两只眼睛都有些问题，左眼近视还比较厉害。我问医生，这样子可以参军吗？医生笑笑，你都要佩戴近视眼镜了，估计不行，参军眼睛视力要达到5.0，这是最基本的条件。
　　医生虽没说视力检查就会被刷下来，我也知道参军无望。那就安心搞好教学工作吧。
　　不久，我们学校调来一名上海的下乡知青，名叫程福平。他比我大几岁，家住普陀区长寿路。程福平兄爱说爱笑，见多识广，他的到来，让我们几个年轻人更加活跃，学习氛围也更加浓厚。
　　他把用蓝色圆珠笔抄写在红色横线稿纸上的十几页文字送给我，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唐诗。里面有李白的《将进酒》《行路难》，王维的《渭城曲》，杜甫的《春夜喜雨》等作品，尤其是王昌龄的那首《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读完，我不由得心潮起伏，热血沸腾。年轻的心底里，我格外羡慕日夜在祖国边疆站岗放哨的军人。他们头顶边关明月，身披海防霞光，守护万家欢笑，令我满心向往。但遗憾的是，我没有那个福分，只得黯然神伤了好些天。
　　小时候，偶然听说过照相，我一直认为是很不容易、很奢侈的事。所以，对于照相没有任何想法，似乎离我很遥远。
　　不曾料到，1977年秋天，我不仅照了相，而且还是穿上军装照的。在这之前，我只留下几张相片：儿时两张，一张是高中毕业用于毕业证的一寸照，还有全班赴庐山开门办学的合影。这几张照片，分别透露出稚嫩、青涩与单纯。
　　大概是1976年秋天，我们当地的这座大石灰石矿山来了一支解放军部队，奉命在此执行任务。部队里有位上海籍战士，几次听程福平兄叫他小步。有时没事，程福平兄会去矿山找小步玩。我万万没想到，曾经觉得奢侈的照相机会，竟悄然来到眼前。
　　1977年10月，国庆节过后的某个星期天上午，程福平兄和我，还有一位年轻的王老师，我们三人步行几里路来到位于燕山下的大队林场，这里离矿山也近。程福平兄叫我们在林场等会儿，他去矿山借照相机。我和王老师在林场等待了几十分钟后，程福平兄回来了。让我们格外欢喜的是，他不仅借来照相机，还有两件65式军服上衣和两顶军帽。
　　我们选择一处顶部较平的小山坡，作为拍照地方，这里旁边有大小绿树陪衬，景色很美。当轮到我穿军装时，不禁心跳加速，双手微微发抖，竟一时扣不上扣子，他们两位笑我是不是高兴得傻了。我穿好军装，戴正军帽，身体站得笔挺，阳光洒在身上，脚下有花草吐出芬芳。当程福平兄按下快门后，我知道从此将会出现一张全新的照片，可以圆我二十岁的梦想。
　　回到学校，程福平兄挑灯夜战。他把一个电灯泡包上红纸，用这种光线模拟照相馆的暗房，自己冲洗底片，然后再洗出相片。尽管对照相技术、底片曝光、洗相手法都十分生疏，洗出来的相片比不上照相馆清晰，但在那时，能够有机会照这样一张相片，我已经心满意足！
　　过了些日子，人们又不知从哪里找到方法，学会给黑白相片上色，于是，程福平兄叫我把相片带到学校，他用颜料把军帽、上衣，还有周边的树全部涂成草绿色，五角星和领章染上几点红。这么一来，黑白的变成了彩色相片。我看着相片中的自己，似乎比先前更精神了，完全就是一名军人。
　　我自20岁穿上借来的军衣，照了平生唯一的军装照后，便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说来也是巧合：我父亲在20岁穿上军装到了朝鲜，我在20岁穿上军装照相。尽管含义不同，但精神层面都是相通的。从此，我深深懂得，自己即便不是军人，穿上军装照相就是神圣的，也得处处有军人模样，要把军人的优良精神传承下去。勇敢、坚毅、正直、善良、诚实，这些永远都是激励我前行的动力。
　　我珍藏着这张照片，一直保存到现在。
　　2025年“九三”阅兵，电视画面里出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多个整齐的方队，还有不少镇国利器从天安门广场威武地经过，接受党和人民检阅。我看着看着，不禁流下激动的泪水，仿佛受阅队伍中有父亲当年的挺拔身姿，也闪现出我年轻时热切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