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缘 分校梦

　　邹平友

　　仓央嘉措曾言，缘分是前世修来的因果，今生所有相逢，皆是命中注定。对此我始终深信，人生路上遇见的人与事，从来都是最好的安排。
　　前些年，亲戚家孩子考上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一家人在家族群里晒录取通知书，阖家欢庆。起初我心存偏见，误以为不过是地处偏远的普通分校，不值这般欣喜。查阅资料后才幡然醒悟，这所分校隶属985高校，羞愧自己见识短浅。后来，邻里亲友的孩子陆续入读双峰小学濂溪区分校、九江一中八里湖分校，家长与孩子眉宇间难掩求学如愿的自豪。一桩桩见闻，触动了我心底尘封的记忆。一座座散落在乡野间的分校，早已镌刻在我的生命里，串联起我从懵懂稚童走向青葱年华的漫漫路程。
　　回望半生来路，从乡间求学、异地读书直到走上讲台教书育人，二十余载最好的年华，始终与这些藏身田埂村落、大山深处的校园相伴相依。它们承载过我的青涩迷茫，盛满我的汗水辛劳，完整见证了我的成长蜕变。细细回望过往，与分校结缘，早已是命中注定的相逢。
　　一、土坯屋子启童蒙
　　我最早就读的启蒙小学，是劳动小学红星分校。老家坐落于灰山脚下、鄱阳湖滨，距离原九江县新港公社劳动小学七八里土路，往返极为不便。为便利本村孩童就近入学，大队干部多方奔走，就地建起这座分校。校舍仅有四间低矮的土坯老屋，夯土为墙、黑瓦覆顶，三间用作教室，余下一间狭小屋舍便是全校教师共用的办公室。
　　我小学一至三年级的读书时光，便在这座扎根乡土的简易校园里度过。用父母亲的话叫“关水”（方言，意为有人照看），因为他们白天要上工，爷爷奶奶早已过世，把年幼的我送到学校，至少安全有保障，至于学习成绩并不是他们最关心的。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土生土长的本村乡民，大家称之为“赤脚老师”。课余撂下粉笔，他们便匆匆赶回家，扛起农具下地，耕田插秧、割谷摘棉。每月二三十元的工资尚不足以支撑家用，在田地里刨食是他们必然的选择。
　　课堂之上，师生皆是满口地道乡音。记忆里二年级语文课，老师讲授用“走”字组词，不曾教“走路、行走”，反倒带着全班诵读“走资派”。时至今日，我仍满心疑惑，以这样几乎是零基础的功底，我是如何摸索学会汉语拼音，又是如何熬过自考中文专业的重重难关，最后机缘巧合成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的。
　　二、村校初闻普通话
　　在红星分校的三年，用浑浑噩噩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因为我离开时都没能系上红领巾。四年级秋季转入劳动小学本部，时隔近半个世纪，我仍清晰记得开学首日，身形清瘦、神采奕奕的班主任聂世淦老师走进课堂。他以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自我介绍，温润悦耳的语调，如同我家屋顶广播匣子里传出的声音。那是我十岁生平第一次当面听见普通话。
　　犹记得他在黑板上工工整整书写“聂”字，全班竟无一人认识。他便耐心细致地拆解字音、字形与繁体写法，顺带说起聂耳与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我们方才知晓国歌作曲者与班主任同姓。彼时聂老师还是九江师范在校实习生，仅任教一学期便离校，但这短短半载教诲却彻底改写了我的人生轨迹。在他循循善诱的引导下，我渐渐爱上语文、迷上读书，不但加入了少先队，系上了梦寐以求的红领巾。
　　还有时任校长周玉虎，科班师范出身，数学授课条理清晰，板书工整俊秀，是全班同学争相模仿的范本。闲暇之余，他教我们放声歌唱，嘹亮通透的嗓音令人心生敬佩。周老师家虽距学校不到三里路，却坚持吃住在校，周末才回家，因而有足够的时间给我们补课。令人惋惜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周老师因长期积劳成疾，未满五十便被病痛夺走生命，每每想起，满心怅然。
　　三、洪水毁校逢转机
　　小学毕业升入初中，我被分到新港中学灰山分校。分校每个年级仅一个教学班，校舍破旧颓败，墙体斑驳漏缝，每逢下大雨，教室内也细雨绵绵。在编教师极少，“赤脚老师”居多。初一的班主任刘昌兴老师教语文，虽然也是“赤脚老师”，但他上课讲的是普通话。最为蹊跷的是，开学十多天了英语却没有开课。刘老师不忍心看着我们荒废，仓促上阵，现学现教ABC，我们的英语基础自然根基薄弱。
　　初二开学，刘老师备考民办教师转正，顺利考入师范进修，纵使满心不舍，也只得惜别讲台。接替英语教学的是本村高考落榜青年黎游桦，家境窘迫的他一边在校代课，一边备战来年高考。彼时电影《少林寺》风靡全国，略通音律的黎老师主动教我们唱《牧羊曲》，依稀记得他将首句“日出嵩山坳”的“嵩”读成gāo，全班都跟着唱错，直到我去镇上影院观影，才察觉字音谬误。
　　灰山分校办学条件艰苦，但每年仍会嘉奖年级统考前三名。奖状、钢笔、软皮抄外加奖金是标配，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五元奖金格外诱人。连续两年获奖，我只留下学习用品，奖金悉数上交父母，家里的饭桌也因此多了难得的荤菜。
　　初二暑假，坏消息传来：灰山分校应届四十余名毕业生中考全军覆没，竟无一人考上中专、中师和重点高中。整个假期我郁郁寡欢，只能靠下地劳作、上山砍柴排解焦虑。就在我担心一年后自己也会名落孙山时，一场特大洪水席卷校园，汛期堤坝溃决，本就岌岌可危的破旧校舍被大水冲塌，沦为一片残垣废墟。
　　祸兮福所倚。秋季开学，我转入新港中学本部。每日往返十余公里全靠双脚，披星而出、踏暮而归，纵使路途劳累，内心却满心欢喜。陌生全新的环境深深感染着我，潜藏的学习潜能逐渐被激发。最让我新奇的是上下课清脆的电铃声，这是我七年读书生涯中第一次听见。从前在分校，上下课全靠敲击屋梁悬挂的废铁块传讯，“当当”声响回荡村落，常有顽皮学生趁老师不备偷偷敲打，随即四散躲藏。
　　四、庐山脚下忆流年
　　缘分辗转，我顺利考入九江市海会师范。学校前身为江西省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庐山分校，后改作九江师范庐山分校，依托上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军官训练团旧址办学。学校延续共大半工半读的办学传统，课余采茶、搬运石头修建运动场等是必修课，山林起火时，全校师生全员上山救火更是寻常。
　　闲暇时分，残破的海会寺是我们最爱驻足流连之地。寺院取海纳百川之意，清末康有为落第游览留宿此处，观僧人血书《华严经》后题写“真面目”石刻，至今与赵朴初题写的寺门匾额交相辉映。
　　最让我难忘的是1985年9月5日。那天，一群当地的政府官员还有学校校长，恭敬地簇拥着一位个子高大、腰板笔挺的老者来到校园。有消息灵通的同学悄悄告诉我，那是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官黄维，现在是全国政协常委。我远远地看着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黄维抚摸着斑驳的墙壁，指尖微微颤抖，眼神仿佛穿透了半个世纪的硝烟。他对陪同的人感叹道：“变了，全变了。当年我是第一期学员，还是连长。我们在这里喊杀操练，如今书声琅琅。”我看见他站在那棵老银杏树下，久久不愿离去。那一刻，历史的沧桑感扑面而来。昔日金戈铁马的练兵场，变成了今日书声琅琅的学堂。那个下午，我突然明白，无论是谁，在时代的大潮面前都渺小如尘埃，唯有知识与教育，才是真正的薪火相传。这段深山读书的经历，于我而言，既是磨炼，也是灵魂的滋养。
　　五、执鞭讲台续前缘
　　和当下不同，彼时师范毕业由国家统一包分配。我因此再续分校缘分，被安排至新港中学桃花分校任教。校名冠以“桃花”，校舍却是依托早年桃花庵改建而成。在校执教七年，校园里从未见到一棵桃树，更无缘一睹桃花盛放。
　　参加工作不到一年，分校便改为独立建制初中，但办学条件依旧捉襟见肘。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校内教室有一部分被划定为危房，除毕业班照常开课，其余八个班级分散借读于附近两所小学，每日仅能半日上课，这般窘境持续整整一年。彼时的我不甘困守乡野，怀揣梦想，我把所有空余时间投入汉语言文学自考与新闻采访撰稿。凭着这股韧劲，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有幸成为全区唯一入选区委中心报道组的乡村教师，后顺利调入区委机关，辗转多个政府岗位，直至退居二线。
　　一座座隐于乡野的分校，既没有高大楼宇，也没有充沛的师资，更没有现如今名校分校那般令人趋之若鹜。但它们却是我人生启蒙的沃土、事业启程的原点。从分校求学的孩童，到分校授课的园丁，数十载缘分从少年绵延至中年。那些与乡土分校相伴的朝夕，铺就了我的人生长路。这份根植岁月的缘分，化作时光赠予的温柔礼物，成为我一辈子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珍贵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