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世通

　　中秋的月，总是带着三分诗意与七分清冷。当玉盘高悬，人间阖家团圆时，那轮明月中的广寒宫却永远锁着一位孤独的仙子——嫦娥。明代才子唐寅以两幅传世佳作《嫦娥奔月图》与《嫦娥执桂图》，将这位神话人物的命运与文人情怀熔铸于笔端，让千年后的观者在月华如练的夜晚，仍能触摸到画中流淌的孤寂与诗意。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嫦娥奔月图》，以46.1×23.3厘米的立轴设色，构建出极具戏剧张力的构图：画面左上角圆月高悬，右上角桂树虬枝斜逸，树下嫦娥怀抱玉兔，裙裾随风轻扬，目光却凝视人间，似有未尽之思。此图暗合明代科场舞弊案后唐寅的人生转折——他曾以南京解元之姿摘得桂冠，却因牵连科场案被贬为浙藩小吏，正如嫦娥“窃药奔月”般被迫脱离世俗轨道。唐寅以“月中玉兔捣灵丹，却被神娥窃一丸”的题诗点破主题：玉兔捣药象征对超脱世俗的向往，而“窃药”行为既暗合神话原型，又隐喻画家在科场案中遭遇的“不白之冤”。画中嫦娥的孤寂并非传统仕女画的柔媚，而是通过“天风桂子跨青鸾”的意象，传递出一种被迫远离人间的苍凉感。这种苍凉在笔法上体现为：面部以白粉晕染，如月色清凝，却因眼神的矜持文雅而透出倔强；衣纹线条方圆兼施，裙带飘扬如风，既增强动态感，又暗喻命运的无常。

　　相较于《奔月图》的苍凉，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嫦娥执桂图》，以135.3×58.4厘米的宏大尺幅，展现出另一种美学境界：嫦娥手持桂枝，立于月宫，金钗玉带华贵而不失清雅，眉宇间虽带落寞，却因桂枝的点缀而透出生机。此图创作于唐寅晚年，此时他已绝意仕途，潜心书画，画中“广寒宫阙旧游时，鸾鹤天香卷桂旗”的题诗，既是对往昔风华的追忆，也是对当下栖居状态的自况。唐寅以“桂花折与最高枝”的意象，将神话中的月宫转化为文人精神栖居的象征。在技法上，他突破仕女画传统，采用“方圆兼施”的笔法：面部以清丽圆细的线条勾勒，敷以浅淡白粉，如月色皎洁；衣裙则以飘举方折之笔绘就，增强动态感。这种对比在细节处尤为精妙：头饰发带随飘逸幅度呈现不同色光，口唇朱色深浅有别以显肉感，瞳光微而不彰以显矜持，共同构建出“外美内秀”的仙子形象。

　　两幅画作的互文关系，揭示了唐寅对自身命运的双重思考。《奔月图》中，嫦娥的“奔月”是被动突围，玉兔捣药与青鸾飞翔的意象，暗喻画家在科场案后的漂泊与挣扎；而《执桂图》中，嫦娥的“执桂”则是主动栖居，桂枝既象征金榜题名的往昔荣耀，也隐喻画家在书画中寻得的诗意生活。这种双重性在画面细节中得以强化：《奔月图》的桂树位于右上角，与左上角圆月形成对角线构图，暗示人间与仙界的割裂；而《执桂图》的桂枝则被嫦娥紧握手中，成为连接月宫与文人的精神纽带。唐寅通过这种空间关系的处理，将神话叙事转化为对文人命运的哲学思考：奔月是命运的无奈，执桂则是精神的坚守。

　　唐寅通过题诗将画面意境提升至哲学层面。《奔月图》的题诗以“凡胎变仙骨”暗喻科场荣耀的短暂，《执桂图》的题诗则以“桂花折与最高枝”表达对精神超越的追求。这种诗画互文的创作方式，使两幅画作超越了单纯的视觉艺术，成为明代文人“以画载道”的典范。

　　当我们在中秋夜凝视这两幅画作时，看到的不仅是嫦娥的仙姿，更是一个时代文人的精神肖像。唐寅以奔月之姿与执桂之韵，构建了一个关于命运、精神与艺术的完整叙事：从《奔月图》的苍凉突围到《执桂图》的诗意栖居，两幅画作共同诠释了文人“穷则独善其身”的生命哲学。

　　在这个团圆的夜晚，月宫中的嫦娥依然孤独，但唐寅却通过画笔让她成为了文人精神的象征——奔月是命运的无奈，执桂则是精神的超越。或许，这正是中秋文化的深层密码：我们仰望明月，不仅是为了欣赏她的皎洁，更是为了在嫦娥的故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