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巫罗燕

　　1957年，赣南的群山还笼罩在薄雾里，母亲在山坳间的小村庄呱呱坠地。物资匮乏的年代，贫穷像藤蔓般缠绕着这个家。九岁那年，体弱多病的外祖母无力照料襁褓中的儿子，母亲攥着刚焐热的铅笔，只在学堂坐了短短一个月，便被迫辍学。当同龄孩子还在田埂上追逐嬉戏，她已背着竹篓拾柴火，蹲在池塘边搓洗尿布，牵着老黄牛走过蜿蜒的山路。那些写满生字的课本，终究成了她一生可望而不可及的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母亲与同村的父亲结为连理。灶台的烟火、田间的泥泞、嗷嗷待哺的四个孩子，将她的青春岁月填得满满当当。日子清贫如洗，她却把苦涩嚼碎了咽进肚里，嘴角始终挂着温暖的笑。

　　没读过书的母亲，却有着惊人的心算天赋。我读小学时，为了贴补家用，她在院里搭起鸡窝，在后山种下香菇，天不亮就挑着豆腐走街串巷。有次卖莲子，老板算完账，母亲指尖摩挲着钞票，笃定道：“钱数不对。”父亲憨厚地摆摆手，她却执意让父亲用计算器再算。我好奇地用草稿纸验算，果然发现少了几十元。老板涨红着脸解释计算器出了故障，那一刻，我望着母亲被岁月刻满皱纹的脸，第一次读懂了什么叫“生活磨砺出的智慧”。

　　作为家中老三，我曾是母亲“重男轻女”思想的叛逆者。听长辈说，当年为了生弟弟，我险些被送人。孩童的我满心愤懑，只要弟弟的玩具比我新，水果比我大，我定会哭闹争抢，哪怕将玩具摔得粉碎，也不愿让他得逞。那些幼稚的反抗背后，藏着的是对公平的渴望，是一个小女孩渴望被爱的执着。

　　“姐，妈在校门口卖鸡脚爪（野果子，药名：枳椇）呢！”弟弟的话像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我本能地想冲出去，却在教室门口刹住了脚步。青春期的虚荣心作祟，我生怕同学看见母亲佝偻着背叫卖的模样。我强装镇定地对弟弟说：“作业没写完，让妈先回吧。”放学时，弟弟塞给我皱巴巴的二十元生活费，那带着体温的纸币，让我喉咙发紧。

　　高中离家求学，每月一次的归家成了母亲的盛大节日。她提前半个月就开始攒鸡蛋，变着花样做红烧肉、红烧鱼块。临行前，总要往我书包里塞两罐奶粉、几袋饼干。那时的我却嫌行李太重，抱怨不是自己想要的名牌。直到多年后，在异乡的深夜，我才突然想起那些被嫌弃的饼干，原是母亲跑了几个店铺才买到的。

　　大学那年，我和弟弟同时考上大学。从未出过远门的父母执意要送我们，我和弟弟却以耽误农时为由拒绝了。其实我心里藏着难以启齿的秘密——害怕同学看见父母时穿的布鞋，听着他们带着乡音的话语。母亲却笑着对邻居说：“孩子们懂事，怕误了莲子收成。”望着她眼底的失落，我第一次为自己的虚荣感到羞愧。

　　11年前，母亲成了奶奶，独自到县城照顾孙子孙女。本该安享晚年的她，却又闲不住。清晨五点，她就跟着父亲去菜园摘菜；傍晚时分，在小区门口支起小摊。我们姐弟轮番劝说，她总说：“能帮你弟减轻点负担是一点。”据说有次姐姐话说重了，母亲躲在厨房抹眼泪，却又在姐姐进门时笑着端出刚烧好的红烧肉。远在他乡的我，听到姐弟们的“投诉”，也会时不时打电话劝说母亲，可每次没说几句，她就找借口挂掉电话。弟弟和弟媳都是体制内的干部，在小县城养育两个孩子，经济压力并不大，他们也坚决反对母亲这么辛苦地去卖菜，只希望母亲能好好享受晚年生活。

　　回顾母亲的一生，她似乎永远在忙碌。在我的记忆里，家里总有干不完的农活。春日挖藕，她弯腰的身影与水田融为一体；盛夏采莲，汗水浸透她的粗布衣衫；深秋割稻，她单薄的肩膀能挑起百斤稻谷；寒冬挖笋，她的双手布满冻疮却从未停歇。那个瘦小身影，蕴藏着足以撑起整个家的力量。

　　如今，我也成为了两个孩子的母亲。深夜给娃掖被子时，看着熟睡的孩子们，突然理解了母亲当年的不易。在宗族观念根深蒂固的年代，父亲作为家族的长子长孙，延续香火被视作不可推卸的责任。母亲向来温婉贤淑、恪守孝道，又如何忍心让长辈们的殷切期盼化作泡影？那些曾让我耿耿于怀的偏见，那些被我忽视的付出，在岁月的沉淀中渐渐清晰。原来母爱不是完美无缺的艺术品，而是浸透汗水与泪水的生活本身。

　　自识字以来，我的笔端流淌过父亲憨厚的背影，勾勒过挚友畅谈的剪影，描绘过师长谆谆的教诲，却始终不敢触碰那个在字典里找不到名字的身影——我那目不识丁的母亲。她的故事藏在皱褶的围裙口袋里，躲在灶台升腾的蒸汽里，而我那支自以为是的钢笔，竟从未敢掀开这最温暖的篇章。今年母亲节来临之际，我终于有勇气写下这些文字。母亲啊，您用一生的操劳教会我成长，而我对您的爱，就藏在这字里行间，绵长而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