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樊健军

　　我刚进县城那会儿，极少能听到外地口音，2000年后，情形发生了变化，大街小巷讲普通话的，一天天多了起来。这些操着带侉腔的普通话的脸庞，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外地嫁过来的年轻女人。我的兄弟、堂兄弟，他们的妻子，就有几位是远道嫁过来的。远嫁的她们以80后居多。她们的情感婚姻经历何其相似，当年离开故乡外出务工，在某个工厂做流水线，认识了现在的丈夫，甚至没有举行婚礼就同居，生了孩子。

　　她们就像蒲公英，被时代的风裹挟，被吹到哪里就落在哪里，在哪里生根，开枝散叶。

　　我关注她们由来已久。之所以迟迟没有落笔，是因为她们的生活尚未完全塑形。二十多年过去，她们在异乡的生活仍在进行式中，但至少有一部分已经尘埃落定。我在《白色闪电》中虚构了三个这样的人物：徐艳艳、刘杏子和章栗娜，她们从千里之外嫁到常州亥市，结成一个小小的群体，相互温暖、相互慰藉。她们又是各自独立的，各自承受各自的生活、各自承受各自的悲喜。从迈出家门外出务工的那天开始，她们就注定是回不去故乡的人。

　　我们的写作是在失去故乡的背景下进行的。这种失去故乡，既有无乡可归，也有离乡不归。我们不只是逃离故乡，而且要接受把异乡当成故乡的生活，接受异乡的尺度，接受异乡强加于我们的命令。我们同她们一样，每个人都生活在异乡。终其一生，我们都在寻找安放自己肉身的地方，努力去适应新的环境，谋求生存。哪怕我们胼手胝足，哪怕我们单腿站立。同时，我们冒着终生不得的危险，在努力寻求灵魂的安放之所。而灵魂是倒三角形的，总有动荡和不安伴随，随时有可能倾覆，坍塌。我们便在这种飘摇中力求活得安稳一些，踏实一些。

　　与此相反，我在县城还留意到另一个群体，他们因长期困囿于县城，总是幻想着远方。他们流连于酒吧、西餐厅。他们好像在以这种方式抵达未曾踏足之地。他们想象自己生活在异乡，我称他们为精神流浪者。

　　除了时代的赐予，我们也受困于自己，受困于年轻时的懵懂、无知和盲动，如果要追溯，现时的悲喜皆来源于此。